马航MH370失联已经超过了10天，事件不断发酵，各种真假消息漫天飞舞。不论真相如何，至少有一点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这次事件中体现出来的马来西亚政府国际危机管理能力相当欠缺。那么从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如何解读马航事件呢？《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国际危机问题专家、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孙志明。
经济观察报：马航MH370失联多日以来，各种真假消息被四处散布。从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怎样评价这个事件？
孙志明：目前大家的关注焦点还主要集中在追问真相，事态还处于进展的过程中。从各种观点来看，各方的分歧还是很大的。主要原因是飞机到现在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不多，各种观点的形成主要靠猜测和推断。
在危机管理中，尤其是这种灾难性的危机事件，权威、及时、全面的信息发布至关重要。猜测是没有太多根据的，有的是凭想象，有的是凭过去类似事件的经验，有的是根据各种信息的拼凑，很难有非常系统的分析。真相只有一个，也许有的猜测与真相已经很接近了，但凭什么让人们相信这就是真相？这是很大的问题。人们的焦虑也源于此，希望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希望各种信息的披露越来越有助于人们了解真相。
从危机管理的过程来看，一般分为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有的危机事发突然，一些关键性的征兆不容易被发现，也不容易引起重视、提前防范，人们常常会是“事后诸葛亮”，在危机发生以后再去寻找相关信息，试图还原真相。这次事件就是如此，而且难度更大。
从目前铺天盖地的各种消息来看，很多都是这样推测出来的，而且绝大多数推断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前提之下。比如现在的“劫机说”，就认为这个人的行为肯定是有动机的，只有特定的目的他才会一步一步地实施这个行为。于是人们就去挖掘与此相关的很多关联性信息，比如机长家人提前一天搬走了、他原来的爱好、甚至曝出他有同学是恐怖分子，新近又说3月7日他还去参加了安瓦尔的司法听证会……这些都是在找关联性，而且是建立在他是“理性人”的前提下，而没有去考虑其它“非理性”因素的可能性。
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备受批判也是如此。由于建立在“理性政府”的前提下，大家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合乎逻辑、合乎规律地去做的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它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晚、做得不好，人们就纷纷指责马来西亚政府，但却很有可能忽略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一些非常规因素存在的可能，或许才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难言之隐”。事件过后我们才会知道，也许现在的某一种说法已经接近了真相，也许事情的真相完全是爆炸性的，甚至颠覆了现在的所有推断。这些都是现在无法辨别、无法证实的，但对于危机管理却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也正是这次事件的“谜团”和危机处理的难点所在。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在这次事件中，还有哪些东西没有被关注到？
孙志明：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是事情的进展。随着事态的发展，还有两个问题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原因，一个是影响。
危机管理的重要前提是识别危机，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危机、谁的危机。现在看，这起事件扑朔迷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无法准确说清楚是怎么回事，飞机到底去哪儿了？是恐怖袭击还是劫持人质？谁制造了这起危机？……可以说是迷雾重重。
危机的影响是快速的，因此隔离危机、控制危机也是危机管理的重要原则。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事态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从最开始的飞机失联，快速演变成马航的危机事件，由于事件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强，现在实际上已经上升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危机。而且现在来看这种不确定性还在上升，危机还在发酵，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也会持续加深。
如果说，真的是机长劫持了飞机，而且与前一天安瓦尔的事情有关，那么这个事件就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关联性。马来西亚执政联盟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很深，围绕安瓦尔的判决和去年的大选，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斗争现在处于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这个事件真的与这些问题有关，那么后续的影响将是非常深刻的。
而这个事件如果是孤立的事件或者是纯粹的意外，它的后续影响可能主要是对马航这个企业。本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航空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马航的危机管理能力很差，处理失当，就可能引起人们对马来西亚整个航空业产生质疑，甚至对与此相关的产业产生严重影响，比如旅游业。
马来西亚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55%，包括通讯、金融、保险，也包括旅游。经济发展对于现在的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巩固执政地位来说太重要了。2013年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状况是不错的，GDP增长超过5%。今年的目标也是5%~6%，压力还是很大的。马来西亚把2014年定为观光年，由此可见旅游业对于马来西亚经济的重要性。如果这个事件处理不好，马来西亚的旅游可能受到很大影响，进而对今年经济发展目标产生负效应，会直接危及执政联盟本已不稳的执政基础。
再进一步，这个事件处理不好，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公信力、国家形象、与相关国家的关系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如果真的形成了，再想消除，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付出更多的代价。马来西亚政府、马航需要意识到这些严重影响，做出明智的选择。虽然这可能很难，但对于危机管理者而言，这个时候更需要勇气和态度。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目前这架飞机目前最可能的状态是什么？关于飞机被劫持的消息你怎么看？
孙志明：在整个过程中，有用的信息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被挤出来。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去推测、判断。
从原因上分析，危机无非是“天灾”和“人祸”。“天灾”就是指由自然因素引起，“人祸”则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现在来看，“天灾”的因素逐步被排除，所有的信息都越来越指向了“人祸”。人为的因素制造的危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罪”致，一种是“过”致。在航空类的危机中，“罪”致的危机如恐怖主义袭击、劫持飞机等等；“过”致的危机如操作失误、飞机故障、通讯故障以及由飞机制造、设计问题导致的航空事故等。现在看，过失这种可能性也被逐步地排除。尤其纳吉布总理在发布会上讲，是人为地关闭通讯系统，让人们感觉“罪”致的可能性迅速上升。而从恐怖袭击的特点和规律来看，绝大多数的恐怖组织、恐怖分子是要通过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恐怖效果、达到自己的目的。从目前看，没有组织、个人声称负责，因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人们越来越把推断的焦点集中到劫机上了。这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根据既往的经验，劫机总是有目的的，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既然有目的，劫机者就一定会和相关方接触、谈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飞机上的人有没有与相关方面通话、接触？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许马来西亚政府真的就知道这么多，也许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但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只能刻意“隐瞒”。这些都只能是推测。
经济观察报：马来西亚政府在这次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如何？
孙志明：抛开事情可能的复杂因素不谈，单纯地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马航、马来西亚政府的表现很不成功。
事件发生后，媒体、网络披露出很多马来西亚机场、航空管理方面存在的巨大漏洞和隐患。这本身就反映出在常态下危机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措施缺位、防范不力等问题，而且安检松懈、假护照问题、邀请乘客进入驾驶舱的案底等消息的披露，也使马航和马来西亚政府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又被瞬间推向舆论的漩涡。各种传言满天飞，不仅使危机管理者的压力骤增，信息泛滥也会严重影响决策者的判断，进而影响危机管理。
在危机管理过程中，马航和马来西亚政府也表现得很不专业。
首先没有一个权威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迅速启动，整个危机处理的过程缺乏有效的内部沟通、协调，各说各话，各做各事，各有各的标准。照理说，这样的事件发生后，航空、交通、海事、通讯、医疗、外交、国防、情报、警察……各个系统都应该启动相应机制，由政府统一组织协调，有条不紊地开展搜救、调查、外交、家属接待、善后、应对媒体等工作。但非常遗憾的是，马航、马来西亚政府都没有做得很好，甚至有的完全不作为，造成了家属的不满和舆论的批评。比如3月15日纳吉布总理新闻发布会之后，马航马上表态不再发布信息，交由政府统一发布，引起了家属的强烈不满。马航第二天又被迫做出说明，表示继续做好家属接待工作。在危机之中，如果相关责任方首先想到的是推脱责任，对整个危机管理来说非常不利，这也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内部协调能力存在问题。
其次是信息披露的混乱和反复无常。在飞机失联的这段时间里，马来西亚政府先是说失联地点在泰国湾，而并没有告知另外一种可能性。当多个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此区域搜救多日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又将搜救范围扩大到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军方先披露飞机折返，后来又澄清没有折返，消息非常混乱。另外，在一周多的时间里，马来西亚没有一个统一的新闻发布渠道，没有一个权威的发言人出现在媒体前。除了马航，马来西亚军方、国防部、交通部、警察机关、航空管理部门都在发布信息，各说各话，充分说明他们在信息发布环节上存在严重的问题。直到总理出面，才发布了些具体的信息，但拒绝接受记者提问，原定于当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也临时取消。这些都让外界不免质疑马来西亚政府的行政能力，甚至怀疑内有隐情、故意误导外界。这些都使危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多，而这个事件也从马航的危机上升到马来西亚政府部门的危机，甚至演变成国际危机。
第三是在与相关国家的有效沟通上明确不够。目前，相关国家对马来西亚政府信息沟通的能力普遍持批评态度。中国外交部敦促马来西亚政府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信息，从外交语言上理解，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马来西亚方面在信息披露、告知方面的不满。按照国际惯例，马来西亚在搜救工作中应该是主责方，不仅应该提供更多可靠的信息帮助，而且需要协调组织搜救工作。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政府迟迟没有动作，反而与相关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少的矛盾。例如，越南在这次搜救当中动用了很多人力物力，并开放领海领空让各国进行人道主义搜救，发现一点线索就按照国际惯例告知，但是马来西亚马上就对其线索进行否定，又不提供有用的线索，这也使越南产生了不满。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有可能知情不报？
孙志明：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从有限的信息中推断的一种可能性。特别是纳吉布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事件关系到国家安全，这句话很值得关注。国家安全不是仅指外敌入侵、发生战争那样的危险，政权安全、社会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起航空事件被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显然不同寻常。联系到当前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斗争形势，不能不让人把这句话、这件事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很有可能暗示现在正处于政治交易的关键时刻，有一些信息是马来西亚政府不便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飞机上的人还活着这种猜测就可能真的成立。这就是为什么纳吉布发布消息之后，很多乘客家属都认为是好消息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政府这次的危机管理能力如何？
孙志明：我认为非常不错。首先是快速反应机制越来越健全。从“非典”开始，我们国家在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务院也专门制定了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而且这个应急预案越来越具体化、部门化、本地化，可以说各级各类的应急预案都是比较健全的。从这次的应急反应来看，事件一发生，我国相关部门立刻启动了应急预案，并且成立了协调指挥中心，由交通部牵头，外交部、航空管理部门、通讯、海事、军队以及驻外使领馆都快速反应，显示出机制上的健全和快速。
第二就是中国这次应急反应能力很强。过去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想做但是没有能力做，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应急处突能力、危机应对能力都得到大幅度提升。例如远海搜救、海上救援、军地协同、无线通讯等方面，都显示出很强的能力。这次动用了十几颗卫星参与搜救，可能也是第一次，在相关国家中也是动用力量最大、层次最多的。
第三，在这次危机事件处理当中，也反映出了我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能力。危机管理中的国际合作很重要，但国际合作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出了这个事情想让别人帮忙，人家愿不愿意帮你、能不能帮你、帮到什么程度……这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次事件发生后，相关国家主动与中国联系，自愿加入搜救，基础是友好关系。例如越南的这次搜救，除去它自己的一些考虑、人道主义精神、国际惯例这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中越关系和两国人民友好感情这个基础。特别是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中越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次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来西亚也是我们周边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马来西亚，确定了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次事件发生后，两国也在各领域紧密合作，加强协调，中方派出专门工作组赴马处理相关事务，这些国际合作对于危机管理和处置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友好关系作为基础，是很难真正开展国际合作的。
第四方面，除了政府之外，中国社会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也越来越成熟。事件发生后，马航乘客的家属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很多志愿者自发地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媒体在报道中也体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准，理性、积极地报道事件的进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在面对危机、应对管理的成熟和进步。毕竟，这个春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如果这个社会心理很脆弱，承受能力很差的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风声鹤唳、雪上加霜的效应，从而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加焦虑。应该说，在过去的一周里，中国社会也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经济观察报：在国际危机中开展合作，利益相关方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孙志明：由于人类的能力所限，很多危机管理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到妥善应对，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危机面前。能否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的危机观是重要的前提。从本质上说，危机是个极坏的状况。有了共同的危机观，各国在面对危机时就会本着努力防范危机、控制危机，尽快让危机结束这样的精神去管理危机，而不是隔岸观火甚至趁火打劫。这方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理论上的研究、机制上的建设、对外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等等。
通过国际合作处理危机，还需要坦诚相见，真诚相对。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都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本着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基本准则，积极搜救，尽力而为。但也有一些国家受到质疑，比如有可能掌握更多通讯信息、飞行信息的国家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告知了相关国家？在大范围搜救的过程中有没有做到信息共享？一些企业、机构掌握的数据、信息有没有完整地告知相关国家……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到国际合作的效果，进而影响危机的有效管理。
在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中还有一项工作也很重要，就是国际合作的机制建设。各国在处理事件当中都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比如海上搜救、空中救援，还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很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危机管理中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与此相应的，国内的配套法律建设也要跟上，比如说特殊情况下要进入领海、领空了，国内法能否跟得上也对国际合作能否有效开展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