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伊拉克正面临着5年来最严峻的安全局势。据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2013年以来伊拉克境内平民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4137人和9865人，是过去5年时间里不曾见到的现象。特别是刚刚过去的7月份因暴力和恐怖袭击导致1057人死亡，另有2326人受伤，伤亡人数为5年来的最高值，而且主要发生在首都巴格达。

　　这是自美军2011年撤离伊拉克以来，少数派逊尼派穆斯林和主导政府的什叶派之间展开的最为血腥的对抗。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恐怖活动加剧不仅破坏伊拉克稳定，而且对该地区民主转型进程、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0年前，美国布什政府打着“解放”伊拉克和给伊拉克带来民主的旗号发动了战争，实际上要把伊拉克打造成美国的忠实盟友，并树其为中东的民主样板，以实现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企图。

　　然而，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却并非布什所设想的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后的伊拉克步履蹒跚地按照美国设计的民主路线图完成了制宪进程和议会选举,但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按美国的意愿发展,却反而成为中东民主转型的糟糕样板，令美国的中东民主战略陷入困境。而且，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势力的严重减弱，伊拉克正从一场危机冲向另一场危机，在血腥暴力的困扰下，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使伊拉克挣扎在发展与混乱之间，并不断削弱人们仅存的对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一丝希望，甚至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能力也受到质疑。

　　美国用非民主的方式来推行民主，和用民主制度改造伊拉克所作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方面的实际努力和行动，其结果目前看来只是扶持了一个“弱政府”。这个政府难以控制伊拉克战后混乱的局面,美国对此也束手无策，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政策的失败。

　　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在其认为是没有民主的一些国家实现“多宗派的民主”过渡，并在这些国家建立“和平与和谐”，可往往事与愿违。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致命失误是，美国既没有可行计划，也没有足够能力维持美国控制下的中东和平，美国有足够力量打破现存的地区秩序，却没有足够力量建立新秩序。美国推行的中东民主战略遇到了上至中东各国政府、宗教派别，下至平民百姓的抵制。为了推行美式民主，美国将恐怖主义、伊斯兰教等因素不加区分地视为对立，对宗教问题的不当处置，大量平民伤亡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亲美政权建立的负面影响等，都是美国在战前所始料不及的，也恰恰证明了美国所推行的民主观念并不具有普世性。

　　人们已经注意到，不仅伊拉克被“转型”弄得一团糟，同时导致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使中东地区前途充满不确定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推翻萨达姆的行动为阿拉伯青年发动“阿拉伯之春”创造了条件，美国推动的伊拉克易帜，鼓励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由此认为“阿拉伯之春”运动源自伊拉克战争。实际上“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05年3月的西方主流媒体，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成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社会动乱的代名词，也被西方媒体定义为“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阿拉伯革命”或“和平抵抗运动”，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或正在流血。

　　也有分析认为，虽然伊拉克战争和从2010年12月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两者影响力叠加而招致恶果却是显而易见的。伊拉克战争后，“基地”组织和“萨拉菲”派、逊尼派阿拉伯等民族主义团体放下彼此仇恨，转向合作甚至合并，这正是美国新保守派主义者策划带来的结果。

　　不管怎样，“阿拉伯之春”如今正变成“阿拉伯之冬”。伊拉克没能走出战后的“阵痛期”，在政权不稳、安全形势严峻和社会重建缓慢的多重困扰下，伊战“蝴蝶效应”已超出伊拉克范围影响到整个中东政治乃至国际格局。中东地区的强人政权垮台后，教派矛盾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加之大国势力的角逐，中东地区更加散乱、没有凝聚力，中东局势更加不可控。

　　历史上，中东地缘政治四大力量(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间构成的相对平衡是中东地区局势稳定的基本条件。中东地区曾出现一段少有的相对平静和稳定的局面，巴以和平进程一度还取得了明显进展。但这种短暂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最终被“9·11”事件后美国采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所打破，失衡的局面使恐怖势力与教派力量、“基地”组织等相结合，导致乱象丛生，而这已不仅局限于中东，还往西蔓延至非洲的马格里布地区，“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在阿尔及利亚制造的人质绑架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伊战后恐怖活动的新现象，成为伊拉克战争后影响中东局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