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日内瓦首席记者的段秀杰为FT中文网撰写的“瑞士透视”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瑞士的国际组织按区域分布，绝大多数都在以日内瓦和洛桑为主的法语区，日内瓦以联合国机构为主，而洛桑及周边地区则集中了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众多体育组织，占国土面积和人口皆为三分之二的德语区不多，只有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和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等几个，而南部的意大利语区则几乎没有。

　　日内瓦是个只有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却有多达160多家的国际组织落户于此，吸引的外来常驻人口超过十万，几乎与当地人口形成一比一的局面。所以，尽管日内瓦是法语区，但使用英语的人在这里基本上能正常生活。

　　被称作万国宫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旧楼是高大的廊柱和乳白色大理石为特色的欧式宫殿，极像巴黎的卢浮宫，新楼是近几十年的建筑风格，方方正正，像一个大火柴盒，外墙贴马赛克，气势没法跟旧楼相比。两座大楼由一座空中走廓和地下通道相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建筑群雄踞在日内瓦湖北岸坡地的高台上，在飞机上俯瞰日内瓦城，除了湖中140米高的喷泉，万国宫称得上是地标建筑。

　　万国宫的土地由日内瓦一位没落贵族将祖产赠送给瑞士政府，政府再转赠联合国。六十多年来，万国宫一直保持着当时对赠地人的三大承诺：一、将其祖屋改建成博物馆，并以其母亲名字命名；二、保持家族豢养孔雀的传统；三、万国宫向公众开放供参观。两座大楼除了小部分用做行政、安保等办公室以及给不多的国际知名媒体单独办公室外，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用来做一件事——开会。

　　大楼用罗马字母标出的二十多个大小会议室，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属于满员状态。联合国会员国派驻日内瓦的各国使团的外交官们每天在这些会议室里围绕着关乎人类发展、安全、尊严的各个主题，如人权、裁军、气候灾难、卫生疫情等展开讨论、争论、交锋和妥协。二十多个会议室中有几个大的会议厅都配备了五种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同声传译席，每个座席上的人大多数可以通过调整波段从耳机中找到自己的母语。用多边外交舞台来形容这个场景最恰当不过了。而与会的外交官，有时哪怕是三秘这样低等级的外交官，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国家发言，那种责任感和自豪感让日内瓦成为各国青年外交官最为向往的履职地之一。

　　万国宫附近，联合国几大专门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的办公大楼像众星捧月围绕左右。

　　联合国欧洲总部及其下属专门机构在日内瓦约有8500名职员，这些职员均由联合国支付工资。虽说都是吃“皇粮”的，其实这些机构的境遇则大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名头大却干着化缘乞讨的活儿。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大多属于人道主义救助领域，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基会、国际移民组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等等，这些机构的日常工作就是为了世界各地处在自然灾害和战乱中的难民和灾民提供援助。这几大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年女性，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万国宫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世界各国捐款捐物，有时为了加强游说效果，还会提供一些特别凄惨的难民生活细节来打动在场的记者，让记者把她们的声音及时传给世界各个角落。有时还会出示一些前几次募捐行动的捐款国排行榜，来激励后来者。

　　第二类责任重大但经常遭遇非难，属于受累不讨好型。这其中世界卫生组织颇为典型。几年前，全球爆发了一场甲型H5N1流感疫情。一时间，全球目光瞄准世卫组织，各大媒体的转播车盯住世卫组织的每场新闻发布会，关于疫情最新动态以及提高预警级别的新闻屡屡登上头条。最初，媒体一直追问世卫的反应是不是迟钝，贻误时机，而到了后期，西方媒体纷纷扭转立场，反而认为世卫组织反应过度，造成恐慌以及流感疫苗的大量浪费，甚至传出来世卫组织专家与大药厂勾结发大财的阴谋论。这场疫情让来自香港的世卫掌门人陈冯富珍女士经历了一场大考，好在调查机构给出了公平的答案，陈总干事也成功获得了连任。

　　第三类，负责专项领域的标准和管理，境况随潮流起起伏伏。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原来名不见经传，而近些年知识产权保护受到重视以及电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这两个组织日子很好过。而相比之下，同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万国邮政联盟由于其管辖的邮政业务近些年日渐衰退，万国邮联也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

　　对于国际组织来说，掌握资源，拥有规则、标准的制订权、解释权和裁定权，就有了强大的生存和发展基础。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个极好的例子。它虽然不在联合国麾下，似乎不属于主流圈子，但WTO在国际经济治理上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恐怕一般联合国机构难以比肩。首先，WTO作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它为自己新成员的加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中国、俄罗斯两国都是花了十几年时间才得以进入。而WTO最大的权力来自于它的上诉机构机制，这相当于全球贸易纠纷的最高裁决机构。世贸组织如果裁决产生纠纷的一方胜诉，那么胜者就可以合法进行贸易报道的同时，还像是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刚到日内瓦工作没多久，一位新华社的同事告诉了他的一个新发现，表情带着惊讶和感慨。这位同事所住小区附近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办公楼，偶然间他瞥见楼顶上立的一个牌子ISO，他有些不解，打听下来，得知这个小楼里的竟然是是为全球众多领域制定标准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我们国内的产品经常以通过了ISOXX作为打开市场的金字招牌，以证明这个认证来之不易。殊不知，这么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竟是委身于这样的地方。

　　要论权威性，瑞士境内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国际篮协、国际体育仲裁法院的65家体育组织在其所辖领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规则的改变和一张重量级罚单都可以在全球欣起一场轩然大波。前不久，国际奥委会决定将摔跤项目剔除出2020年夏季奥运会。一时间，摔跤世界冠军绝食抗议、万人签名请愿的消息不绝于耳。闹归闹，国际奥委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推翻这个决定的概率微乎其微。

　　当然，不掌握规则和标准，有的国际组织因其在某些领域的深度介入，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以世界经济论坛为例，三十多年前，还是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施瓦布敏锐地洞察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适时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这个非赢利性的国际组织。几十年经营下来，作为世界经济的智囊机构，世界经济论坛以其对世界经济前景的精准把握，推出的全球创新排行榜、世界竞争力排行榜、全球青年领袖等研究成果，以及达沃斯年会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等品牌会议，在经济界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国际组织为何扎堆瑞士？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那就是瑞士永久的武装中立国地位使然。1815年，欧洲列强将位于欧洲中部的贫穷小国瑞士确定为中立国，意在为战乱不断的欧洲留一块缓冲地带。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等机构在最初成立时都将总部设在巴黎，但一战的战火烧向巴黎时，这些机构被迫迁到瑞士。瑞士安定的政治环境是国际组织最为看重的。然而，原因不仅于此，瑞士的一位知名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杜南是一位日内瓦银行家的儿子。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成年后致力于帮助在战乱中的伤员，并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并在他的努力于制订了《日内瓦公约》，将战俘也纳入到人道主义救助的范围内。晚年，贫病交加的杜南获得了首届诺贝尔和平奖，誉满全球。正是日内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招唤，联合国成立后，将其旗下的与人道主义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了日内瓦。

　　瑞士国泰民安、环境优美、教育发达，优势众多。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瑞士在税收上也给予了照顾，对于联合国职员的工资收入，给予免税，对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员也有减税优惠。此外，瑞士的法律规定国际组织与行业协会一样，不接受瑞士政府的财政审查，法律环境相当宽松。

　　国际组织的到来让瑞士收获颇多，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以日内瓦每例。常驻日内瓦的各国外交官、国际职员及家属达十余万，这些人的日常消费都在日内瓦，同时每年日内瓦的国际组织数以万计的会议和各种业务使得世界各国的公务人员频频到访日内瓦。日内瓦机场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这些人员的吃、住、行、购物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统计显示，每年国际组织为日内瓦带来三、四十亿瑞郎（200亿元左右人民币）的收入，带动当地就业数以万计。

　　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瑞士的富裕程度和环境质量与北欧的瑞典、挪威等相比，并不占有多大的优势。然而，瑞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要远远高于这些国家，究其原因，国际组织在塑造瑞士形象方面功不可没。瑞士的国际组织经常会有一些与全球事务和国际热点相关的新闻爆出，新闻的发生地自然会在新闻中体现，瑞士一些城市在媒体中出现的次数多，受关注就多，这也就是日内瓦经常被外国人当作是瑞士首都的原因。此外，联合国一些重要会议的开幕式，经常会邀请瑞士的国家元首、部长、市长到会作演讲嘉宾，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机会足以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近些年来，国际组织与瑞士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抱怨。瑞士人埋怨国际职员的高工资带动了这里的物价和房租，当地人有些吃不消。而国际组织也经常传出对瑞士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不够合作，治安恶化，外交人员经常被盗，甚至被袭击的不满的声音。不久前，瑞士人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瑞士在法律上对国际组织加强监管，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国际组织的流失。

　　说归说，怨归怨。大家都明白。瑞士不会轻易得罪这些送上门来的财神爷，而国际组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去处之前，也不会离开。

　　（注：作者段秀杰是资深媒体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国际新闻报道25年，在瑞士工作五年多时间，对瑞士国情、文化、社会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