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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朝鲜之变

发稿时间:2012-04-18 00: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伟

  2012年2月初,中国吉林延边。一辆东风小康面包车慢速行驶在鸭绿江边,此时天色已黑,鸭绿江结成一块平整的冰面,连接着中国和朝鲜。在沿江慢行10多分钟后,汽车停了下来。同时,4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子出现在鸭绿江的冰面上,从朝鲜走向中国。他们弓着腰,步伐时快时慢,每人背上背着一个塑料编织袋。

  东风小康的司机用朝鲜语和对方言语几句后,将车厢内的大米、面粉、食用油和方便面一一搬出,交给对方。4个朝鲜人则将编织袋塞进汽车,袋里装满了海鲜和野味。整个交换过程持续了不到15分钟,双方并没有使用现金。

  尽管中朝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边境上的走私活动,但潜在的需求还是刺激着不少人铤而走险,活跃于边境的夜色中。在四处弥漫的政治压力背后,朝鲜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依旧在进行,无论是正常投资渠道,还是民间私下贸易。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为西方媒体冠以“最保守神秘”的国家,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些许变化。

  就在昨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1月曾表示,虽然经济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提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因为一部分人士戴着有色眼镜,批判其试图引进资本主义方式,使得经济专家们即使有好的建议也很难大胆提出来。他表示,仅靠批评难以寻找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方式。他还指示党干部摈弃成见,摸索新的经济重建方案。他强调,管理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不依据理论和科学计算。金正恩表示,由于工厂和企业开工率不足,居民生活必需品生产得不到保障,给老百姓生活造成了不便。尽管该报道的真实性遭到一些分析人士质疑,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外界仍然期盼,在经历十几年低调而曲折的经济改革后,朝鲜能够采取更加大胆的改革措施。朝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李基成也对日本媒体称:“朝鲜(在贸易领域)将走向世界,但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目前朝鲜的手机用户已超过100万人,朝鲜社会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1月份中朝合资的超市在当地开业,店内商品种类齐全,吸引了众多持有外币的富裕阶层顾客。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副委员长杨亨燮1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金正恩)正在关注中国等各国的经济改革。”日本媒体援引中朝相关人士的话指出,“金正恩曾经在欧洲留学。只要他能站稳脚跟,朝鲜可能会发生变革。”

  韩国总统李明博昨天在例行广播演说中也举中国、越南、缅甸等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国家为例子说,放弃核武器,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与国际社会合作,乃是朝鲜的发展方向。

  经济的失衡

  朝鲜经济似乎确实走到了历史的谷底。很多延边人至今还清晰记得,鸭绿江对岸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何等的富饶。

  “1970年代的时候,鸭绿江两边的情况是,朝鲜富,中国穷。”延边人金仁惠告诉早报记者。延边位于中国吉林省东部,毗邻朝鲜,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那个时候,朝鲜那边的亲戚会经常提着面粉和衣服,到中国来接济亲戚。我小时候,家里有朝鲜亲戚来,是最开心的时候。”金仁惠回忆。

  公开资料显示,1960年时,朝鲜人均GDP为韩国的3倍。1978年前后,朝鲜人均GDP则是中国的近两倍。那确实是朝鲜经济最辉煌的时代。位于北京日坛北路11号的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在门前特设了一面橱窗,里面贴有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视察朝鲜工农业生产的照片。照片中的信息清晰显示,1960年代的朝鲜拥有一流的工业生产线和先进科技发明。

  遗憾的是,昔日的辉煌越发映衬出当下的窘迫。“朝鲜2011年的GDP总量估计在400亿美元左右,因为朝鲜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相关的经济数据,这个数字可能有上下100亿美元的误差。”美国国会研究部亚洲事务分析师艾玛·埃弗里在一份报告中透露。如果以400亿数字为基准,那么朝鲜2011年GDP总量仅为韩国的1/25。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11年朝鲜人均GDP仅为1800美元,位列全球226个国家的第193位。

  “朝鲜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朴键一告诉记者:“朝鲜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使朝鲜失去了原来与这些国家协作保有的战略物资来源和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场。而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进一步缩小了朝鲜的国际经济空间。更麻烦的是,朝鲜在1995到1997年间接连发生严重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给朝鲜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朴键一称,内外因素作用下,朝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斯坦特对朝鲜经济的衰落则有不同的观点。“不能过分强调苏联解体对朝鲜经济的影响,因为越南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但越南经济现在却发展得很好。”埃伯斯坦特称,“关键还是朝鲜政府坚持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是朝鲜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

  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朝鲜经济的困境有目共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1990年代开始,朝鲜国内出现严重的饥荒,“有60万到300万朝鲜人死于食品短缺”。同样来自路透社的统计称,到2004年朝鲜仍有57%的人口处于粮食短缺状态,37%的孩童患有营养不良的并发症。

  2012年初,记者在鸭绿江畔远眺朝鲜,边境上一排排破旧的砖瓦房与中国延边不断兴起的商品房形成明显落差。在一个冬日的清晨,记者看见一个朝鲜妇女带着3个孩子,安静地坐在江边。女人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布袋,然后将布袋内的东西往嘴里倒。3个孩子则争抢着舔食布袋内残留的粮食。“那个袋子里应该是玉米面,很多朝鲜人都吃不饱。”一位延边人告诉记者。

  经济上的拮据形成了一股无形压力,逼迫着朝鲜走向开放合作,至少在经济方面。

  渐进式开放

  朝鲜的经济改革始于2000年前后。“1998年8月,朝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发展战略,这表明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改革的必要。”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徐文吉透露,“但是金正日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战略是‘改革开放’,因为他认为朝鲜经济不是改革,而是调整和修补。”

  2000年,金正日开始频繁出访国外,并在6个月内两次造访中国,参观上海和南方等沿海城市。“对于朝鲜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和借鉴,此外朝鲜政府也专门学习和研究了俄罗斯、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韩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

  “朝鲜经济调整(改革)的第一步,是废除原有的商品供给制(粮食供应除外)。”美国白宫国际事务分析师迪克·南托在一份朝鲜经济观察报告中记录称。供给制的废除激发了物价的快速增长。“大米涨价550倍,玉米涨价471倍,菜油涨价38倍。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商品物价,普通工人工资增长18倍,干部则是20倍。”

  此外,根据韩国《中央日报》2003年的一则报道,朝鲜在工厂和企业开展“独立核算机制”,以节约生产成本和开支。而在朝鲜农村,政府则模仿中国的承包责任制,在削弱农村生产队的基础上,提倡农民对土地的自主耕种和经营。

  渐进式改革最终带来了市场的繁荣。韩国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罗伯特·卡林曾长期关注研究朝鲜经济改革,他在回复早报记者的邮件中透露:“2003年开始,平壤政府终于承认了市内民间农贸市场的合法性。这是继1998年修改宪法允许私人谋取利润后的又一重大突破。”政府的默许加快了新市场的建立和扩展,平壤中心超市位于市区繁华位置,超市内摆放着来自中国的商品,刺激着朝鲜民间的购买欲望。

  朝鲜人很快明白了现代化的好处。43岁的朴安贞来自朝鲜咸境北道,2011年她获得了当局前往中国务工的批准,并在延边的一户私营业主家中从事保姆工作。2012年1月,早报记者第一次见到朴安贞时,她正在家中忙着做饭,对于厨房内的现代家电,她均不陌生。

  “这些家电,我们在朝鲜都见过。虽然自己家里没有,但我们都知道怎么使用。”朴安贞告诉记者,她最喜欢的中国生产的便携式DVD。因为朝鲜国内对卫星电视有严格的控制,和很多朝鲜人一样,朴安贞非常喜欢在DVD上观看韩国和中国的电视剧。“市场上能够买到DVD光碟,都是中国生产的。”朴安贞透露。

  朝鲜国内静悄悄的经济改革,很快吸引了世界的关注。投资朝鲜,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鲜话题。

  投资的热潮

  “就像一个闸门打开,汹涌的洪水倾泻而出一样。朝鲜一旦向世界打开大门,世界各国的资本都愿意汇聚到这里,因为朝鲜拥有更多的机会。”罗杰·巴雷特告诉记者。巴雷特是朝鲜商业顾问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专门关注朝鲜商贸的咨询公司,为国际资本提供投资朝鲜的建议和机会。

  “可能一提到在朝鲜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巴雷特称,“但你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因为朝鲜拥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资源和某些特权。”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朝鲜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几乎停滞不前。1991年,朝鲜在北部城市建立了罗津先锋经济特区,这个面积为746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位于图们江畔,与中国、俄罗斯接壤。截至1997年,该经济特区为朝鲜吸引外资项目超过80个,项目总资产超过140亿美元。此后,平壤、南浦、元山和金刚山等地也兴起了不同程度的经济特区,其中最著名的是2002年创建的开城工业区,后者地处韩朝边境,吸引包括现代、大宇和LG等韩国企业的跨境投资。

  “开城工业区才是朝鲜真正的开放前沿,那里有大约100家韩国企业,雇佣了超过4万名朝鲜工人,创造了朝鲜全国20%的出口。”2010年,英国独立财经记者克里斯·希顿造访开城工业区后感慨称,“韩国人非常愿意到朝鲜投资,因为朝鲜工人的工资仅为韩国最低工资标准的1/5,甚至远远低于中国和越南。”

  “但韩国人并非在朝鲜最成功的投资者,中国商人才是在朝投资中的佼佼者。”希顿透露。

  在投资朝鲜的热潮中,来自中国的资本一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进入朝鲜都比较早,收益也是最可观的。”巴雷特向早报记者强调。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1月到10月,中方新批对朝投资项目19个,协议投资超过6000万美元。数据还透露,截至2006年10月底,中方累计批准对朝投资49项,投资项目涉及食品、医药、轻工、电子、化工、矿产等领域。

  “保守估计,中国在朝鲜投资的公司接近200家,但是大部分公司都非常的低调,这是中国企业在朝鲜投资的关键经验。”巴雷特称。2005年,吉林省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70亿元人民币,与朝鲜合作开发茂山铁矿,后者是亚洲已探明的最大露天铁矿,储量接近70亿吨。该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在国内外引发舆论热议。2005年底,原本顺利进行的谈判忽然告停。“朝鲜方面觉得关注度太高了,这让他们很不满意,直接单方面叫停。”通钢旗下一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于是,通钢接受了朝鲜方面的要求,低调磋商,并最终于2007年成功获得茂山铁矿50年的开采权。

  与通钢一样,包括中国五矿集团、唐山钢铁集团等企业均在朝鲜有较大规模的投资,但面对早报记者的采访要求,这些企业大都表示“拒绝评论”和“不方便回应”。“和朝鲜人做生意,禁忌很多,必须低调和小心。”上述公司负责人无奈地告诉早报记者。

  尽管难以了解外资在朝鲜投资的具体规模和数量,但不断涌入的投资,还是为朝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税收,以及进出口贸易。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后,朝鲜GDP持续保持在5%至7%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朝鲜累计吸收外资14.37亿美元。

  危险的生意

  “危险的生意。”这是《时代》杂志记者皮特·里特尔5年前对投资朝鲜的评价和比喻。里特尔的理由是,朝鲜在核安全问题上的态度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着其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人的顾虑所在。2009年,中国著名企业万向集团在朝鲜投资开发的一个铜矿被朝方强制收回,且拒绝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此事最终在万向董事长、著名企业家鲁冠球的多方斡旋下,得到妥善解决。但并非所有人都有鲁冠球的人脉和魄力。2004年,顶着“进军朝鲜市场第一人”光环的浙江商人曾昌飙,在宣布拿下朝鲜平壤百货10年经营权后仅一个月,就因为朝鲜方面的变动而背负“口出狂言”的质疑。同样来自浙江的乐清盛金公司曾被外界寄予厚望,这家从事运输行业的企业于2004年前后开始投资朝鲜,并获得朝鲜客运项目的境外企业独家经营权。但在朝投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诸多的行政阻碍和规定,让公司董事长金清象放弃了垄断朝鲜客运行业的设想。而后将投资重点移回国内的盛金公司又因投资地产失败,一度被法院查封旗下资产。

  压力并非只针对中国企业。2007年,因朝鲜政府鼓励外资进入金刚山旅游开发项目,韩国现代集团在相关区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修建旅游硬件设备。一年后,在工程进行至一半的关键期,一位53岁的韩国女游客在金刚山旅游期间误入朝鲜军事区域,并被朝鲜士兵开枪射杀。3个星期后,朝鲜警告韩国将收回金刚山的旅游开发权,这意味着现代集团数百万的投资化作泡沫。2010年5月,受“天安”号事件影响,朝鲜单方面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区,并驱赶园区中所有的韩国公民。“实际上,几乎每次朝鲜与韩国、日本发生冲突和争端后,在朝投资的外国企业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早报记者,该公司是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目前唯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并为很多赴朝投资企业提供服务。

  承受压力的并非只有外来的投资者,处于经济变革中的朝鲜民众,一样能深切体会到变革的动荡和风险。韩国远东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8月,在朝鲜民间贸易市场日渐繁荣后,金正日在公开场合宣布“西式的贸易市场是反社会主义的”,针对贸易市场的整顿随即展开。政府首先明令禁止40岁以下的朝鲜妇女在市场上售卖商品,3个月后,禁止范围扩大到49岁以下的妇女。“在市场上售卖韩国电视剧和电影光碟的,大都是妇女。这些非社会主义的元素被禁止出现在朝鲜主要市场上。”该报告称。“主要市场上禁止的商品,一样可以到街上的小市场上买到。”朴安贞告诉早报记者:“但街上有警察,一旦被抓到,东西就会被没收。”在朴安贞看来,没收商品的结果已经是一种进步,“以前不仅仅是没收商品,还要抓人坐牢。”

  尽管尚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朝鲜的经济改革还是吸引了着越来越多国际资本的参与。2012年3月11日,朝鲜宣布将设立保险机构,保护外国企业在朝鲜的投资安全。此举被外界认为是朝鲜扩大开放的又一信号。“我对朝鲜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里的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目前我的客户也正在增加。”巴雷特强调。

  一位延边政府高层干部也向早报记者表达了信心。“朝鲜一旦坚持实行开放,未来会大有可为。”该人士称,“一是朝鲜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没有能力开采;二是朝鲜国民素质好,学历很高。”毗邻吉林延边的朝鲜惠江市,人口不足100万人,却拥有7至8所大学,教育机构数量远远超过边境上的中国城市。

  2012年2月,记者在吉林采访时,偶遇两位在中国东北某国企实习的朝鲜大学生,他们受朝鲜政府官方派遣。“朝鲜政府很注重向中国学习经验,每年都送来几批大学生,然后回去演讲。”该国企负责人感慨称,“朝鲜人工作很刻苦,他们一周上班6天,每天都认真学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