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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越:关于阴谋论的阴谋论

发稿时间:2012-03-15 00:00:00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袁越

  核心提示:阴谋论不是少数派的专利,也可以被主流科学界用来反击对手,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没有任何阴谋。

  哈特兰研究所的阴谋

  今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几个著名环保人士的个人博客和英语环保网站上相继出现了一位匿名人士的留言,此人自称是哈特兰研究所的雇员,手中掌握一份绝密材料。按照此人的指示,大家从网上下载到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竟然是哈特兰研究所的雇员和投资人详细名单,以及一份工作计划书。计划书显示,该研究所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到美国的学校,希望通过游说等方式修改美国的教科书,将气候变化描绘成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而不是一个已被大多数气候专家认同的理念。

  哈特兰研究所(HeartlandInstitute)是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自由派智库,虽然打着研究经济学的旗号,但这家研究所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气候变化理论,被环保主义者们视为头号敌人。

  这份文件很快传遍了互联网,哈特兰研究所迅速刊出一份声明,间接承认大部分文件属实,并向投资人表示道歉。但是该声明否认了那份工作计划书的真实性,称其是伪造的。另外,哈特兰研究所还否认这份文件是内部人士盗出的,称这是一个外人通过欺骗手段取得的,将立即着手调查,一旦查出罪魁祸首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天,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在内的几家欧美主流媒体迅速跟进,此事很快就被炒成了一个国际性热点事件。大家很自然联想到了两年前爆出的“气候门”事件,那次事件也是有人偷出私人邮件并将其曝光,但不同之处在于,“气候门”事件的受害者是主流科学家群体,这个群体一向被认为是光荣正确的代表,喜欢看热闹的老百姓非常乐于看见权威出丑,所以那段时间全世界媒体都不遗余力地报道此事,间接导致随后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以失败告终。与此相反,“哈特兰门”事件的受害者是一个和主流科学界对着干的民间机构,其对手居然也使用了“偷文件”这种低级手段,实在是让人感到有些奇怪。

  “气候门”事件的始作俑者始终没有露面,“哈特兰门”背后的那只“黑手”又会是谁呢?没想到答案很快揭晓。10天后,哈特兰研究所公布了盗窃者的电子邮件追踪情况,把目标锁定在一位名叫皮特·格莱克(PeterGleick)的科学家身上。双方往来邮件显示,这位格莱克先生并不是一位高明的骗子,他只是简单地向哈特兰研究所发了封电子邮件,自称是研究所的某位董事会成员,因故换了邮箱地址,请求对方将内部文件发给自己一份。哈特兰研究所居然就相信了,把这个新邮箱加进了邮件组,于是内部文件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格莱克“盗”了出来。

  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位格莱克先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环境科学家。此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全世界公认的水问题专家,曾经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现任一家专门研究世界水资源问题的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Institute)所长。事情败露后,他在第一时间发文承认并表示道歉,称自己是出于对哈特兰研究所恶毒攻击气候变化科学家的愤怒,这才导致冲动战胜了理智,做出这件违反职业精神和道德标准的事情。

  格莱克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太平洋研究所董事会发文称对此事严重关切,批准他暂时离开太平洋研究所,并立即任命了一位替代者。一家报纸停止了他的环保专栏,另有好几家相关机构终止了与他的合作。

  这件事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哈特兰只是扮演了一个调查记者的角色,其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的未来而向一个邪恶的势力宣战,应该鼓励。反对者则认为,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这样做都是不妥的,格莱克的行为会让大众以为科学家也会玩阴的,不利于在公众中开展严肃的科学讨论。

  美国田纳西大学环境系的约翰·诺特(JohnNolt)教授则认为,格莱克这么做太不值当了,哈特兰研究所的猫腻在环保圈子里早已是尽人皆知,没必要为了这个公开的秘密铤而走险,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了。确实,美国早在2010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MerchantsofDoubt》的书,揭露了哈特兰研究所等自由派智囊机构的反环保阴谋。此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暂定名《贩卖怀疑的商人》。本刊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科学史系教授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Oreskes)博士,请她谈了对这本书,以及“哈特兰门”事件的看法。

  贩卖怀疑的商人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请看一伙科学家是如何掩盖从烟草到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真相。作者从一位全球变暖研究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开始讲起,依次涉及了烟草、酸雨、臭氧层、滴滴涕和气候变化等几个有名的环保领域所遇到的阻力。作者没有试图用科学道理来说服读者(这样的书已经有很多),而是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反对派的一个通用手段,那就是在公众中散布怀疑论,从而达到反对的目的。

  比如,反对派们造谣说,吸烟不一定致癌,癌症有可能是遗传的结果;酸雨不一定是工业排放引起的,其后果有待进一步研究;臭氧层的破坏不一定是氟利昂等工业气体造成的,有可能是火山爆发的结果;气候变化不一定是人类活动引起的,有可能是太阳活动的变化所导致……

  这一策略的核心就是让老百姓相信科学界尚存争议,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立即开始行动。相当多的案例证明,在公众中制造怀疑是最有效,同时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手段,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喜欢阴谋论。作为大众消费品,媒体也更喜欢制造阴谋论,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话题,从而多卖几张报纸。

  这个伎俩经过烟草、酸雨和臭氧层等问题的实战检验,已经日趋成熟,到了气候变化成为新闻时,贩卖怀疑论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隔一段时间必然有一条打着科学旗号的怀疑论被媒体炒成热点,不久前被媒体热炒的“小冰期理论”就是明证。虽然事实证明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但公众日复一日地被这样的信息轰炸,很容易潜移默化地相信气候变化理论不是定论,而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此次曝光的哈特兰研究所工作计划书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按照计划书的说法,哈特兰研究所并不想公开质疑气候变化理论,而是打算在美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当中列出几个另类理论,争取为气候变化理论打上“尚存争议”的标签,目的就达到了。

  事实上,“哈特兰门”事件出来后,哈特兰研究所所长威廉·奥基夫(WilliamO‘Keefe)立即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用伽利略的一句话作为引子,称科学不应该是一个靠投票论输赢的领域,科学史上充满了少数人最终获胜的案例,科学家应该鼓励质疑,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他(奥基夫)真应该读一读我们写的另一本书,”奥利斯克斯博士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这样他就会知道伽利略从来没有遭到过同行的打压,攻击他的是当时一批手中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不是科学家,而这也恰好是今天的气候变化科学家正在经历的事情。”

  这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反对派贩卖怀疑的一个常用招数就是宣称媒体应该公平地报道科学争论,但实际上,很多理论往往只有极少数人在反对,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支持的,可媒体为了制造话题,把正反双方放在平等的地位,给予相同的版面,这种貌似民主的做法反而是最不民主的。

  当然,媒体也不都是傻子,如果宣扬阴谋论的一方过于弱势,估计也很难得逞。但问题在于,这本书所涉及的这几个环境问题的反对方来头都很大。按照作者的说法,反对阵营中的4位主将全都是在美国科学界有着显赫履历的资深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科学院前院长、洛克菲勒大学前校长、原子弹设计者之一的弗雷德·塞茨(FredSeitz)博士;美国气象卫星服务局首任负责人、曾任里根政府交通运输部首席科学家的弗雷德·辛格(FredSinger)博士;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前所长、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Jastrow)博士;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前所长、著名的物理学家威廉·尼伦伯格(WilliamNierenberg)博士。确实,很难有一家媒体不被这样一个强大阵容唬住,而这就是反环保的阴谋论之所以在美国泛滥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几个资深得不能再资深的科学家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反对环保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的一个解释肯定与金钱有关。事实上,以上几个环保领域无一例外背后都有大公司的影子,无论是烟草公司、化工厂还是化石能源企业,都有足够的理由买通科学家替自己造势。但问题在于,一来两位作者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二来如果真是这样,那公众会很容易辨别真伪,一旦阴谋被揭露,反对派阵营很容易就垮了。

  此次“哈特兰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公布的那份捐款者名单来看,几乎找不到一家直接和化石能源企业有关的捐款人,虽然有一个匿名的大手笔捐款者引起了媒体的诸多猜测,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此人和石油或者煤炭企业有关。与此相反的是,这份名单上有好几个公开认同环保理念的大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就包括一向积极支持气候变化理论的微软和葛兰素史克。

  那么,如果不是为了钱的话,这些人的动机又会是什么呢?

  乔治·马歇尔研究所的阴谋

  一个重要线索来自上述“反环保四大金刚”的身份,他们全都是物理学家,全都参与过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全都是乔治·马歇尔研究所(GeorgeC.MarshallInstitute)的骨干分子。

  一句话,他们全都可被称为是“冷战的孩子”。

  事情必须从这个乔治·马歇尔研究所讲起。1984年,塞茨、贾斯特罗和尼伦伯格合伙成立了这个右翼智囊机构,最初目的是为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卫计划(被美国媒体简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服务,用高科技武器来对抗来自苏联的“冷战”威胁。但是苏联几年后便宣布解体,星球大战计划也被证明毫无用处,乔治·马歇尔研究所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为了让研究所继续存在下去,更是为了延续心目中的理想,这几位物理学家急需找到一个新的敌人,于是他们选中了环保运动。

  “他们指责环保主义者为‘西瓜’,意为外绿内红。”利斯克斯解释说,“上述几个环保领域都是市场经济失败的经典案例,而这几个人都是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将自由主义视为自己的毕生信仰。而环保运动往往要求政府出面为资本家制定规则,这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种向社会主义倾斜的策略,是不能容忍的。”

  书中举了一个辛格的案例。他在否认关于臭氧洞的现实时曾经说过,支持臭氧洞研究的人,“大概(具有)……自己隐藏的议程——不只是‘拯救环境’,而且还要改变我们的经济体制……其中有些‘具有强迫性的空想家’是社会主义者,有些是痛恨技术的勒德分子。大多数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促使政府采取管制措施,而且规模越大越好”。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当中说了大致相同的话:“经济自由与公民的自由一样重要,如果你失去了一个,失去另一个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人们必须尽全力来捍卫自由市场,就像人们捍卫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时所做的那样。”

  有趣的是,这个弗里德曼正是哈特兰学会的精神偶像,哈特兰学会的主旨就是继承弗里德曼的衣钵,向全世界推广自由市场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哈特兰研究所和乔治·马歇尔研究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按照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的说法,他们都是一群“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自由市场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是一种信仰,他们相信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服务,虽然这个理论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将这股反环保潮流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联系起来,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但是,这么做风险也很大,两位作者从分析对手的动机入手,用阴谋论来反驳阴谋论,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因为阴谋论天生缺乏证据,而且很容易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带进个人攻击的阴沟里去。对于本刊记者的质疑,奥利斯克斯教授这样回答: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一直遵循历史学研究的标准,即严格参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以此为研究基础,绝不掺杂任何个人经验。虽然访谈也是很有用的手段,但这4个重要人物中有两人已去世,另有一人患了老年痴呆症,仅剩的那人的政治观点非常偏激,显然不适合作为采访对象。

  “在美国的语境下,‘阴谋’是个很严重的字眼,所以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它,我们的读者可以自行去理解我们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事情。更重要的是,‘阴谋’这个词有犯罪的意味,而我们不是律师,我们无权对他人做出这样的指责。

  “但是,我们认为弄懂一个人的动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这是我们进步的基础。比如,我们这本书中明确指出,现在社会上对于气候变化的阻力并非来自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指望当权者仅仅依靠科学的进步或者更有效的传播而做出相应的能源决策,我们必须照顾到公众的切实需要,人们显然对于个人自由和市场机制的成败更加关心,我们必须告诉公众,我们有能力在保证不牺牲老百姓生活品质的前提下保护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这真是一个务实的想法,也是环保主义者非常有必要学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