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过去一周年了。这一事件对我个人来说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去年那个时候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和美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当时我就在波士顿，甚至存在一种可能，成为恐怖事件牺牲品。因为在9月初的时候，我想去黄石公园旅游，打算参加秋季闭园前的最后一班旅行团。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在9月11日这天坐飞机从波士顿到洛杉矶，很有可能坐上那架撞上世贸大楼的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真是阴差阳错，在最后办理时那班旅行团名额满了，于是就提前一班出发。正是在黄石公园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后，我从洛杉矶回波士顿的时候，又恰巧搭上“9·11”之后波士顿罗根国际机场恢复开放的第一个航班。回到波士顿，正是早上6点多钟，机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电视台全部出动，前来采访。我突然感觉到，“9·11”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美国坐飞机，就像英雄一样。
感恩节的时候我去纽约，尽管离“9·11”惨案已有两个月，但现场仍是十分令人恐怖。这种冲击感是你无法在电视和照片中能感受得到的。你会真切感受到，人类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的伤口到今天还在继续发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9·11”对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想起了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2000年）曾经刊载的一组专题文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教授在其文章中谈到：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并不是以一个自然的时间为开始的，而是以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为标志的。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开始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二十一世纪开端的标志是什么？他当时没有说。“9·11”以后，金教授给我打电话，对我说：“二十一世纪开始了。”听了这句话，我同样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纪并不会给人类带来繁荣、和平、发展、富强，而是会带来一种新的自相残杀的恐怖？是否“9·11”意味着一个新世纪的恶兆？
的确，环顾四周我们可以看到，“9·11”以后的这一年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反是变得更加动荡不安。阿富汗的战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弹”……“9·11”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整个人类。我们不得不从“9·11”事件的本身来反思，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连绵不绝的恐怖主义和战争？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与深思的问题。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9·11”以后，网上有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宣称“9·11”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反文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他们把“9·11”事件定性为对现代文明的挑战。从谴责恐怖主义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思路是可以理解的。谁都不会同情恐怖主义，都赞同恐怖主义是对现代文明基本规则的一个挑战。但是，对于以理性反思为己职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仅仅局限在这样一种政治家式的政治表态，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在一个所谓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里，依然能够大行其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野蛮的本性却随着现代性在继续蔓延，这又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恶总是与善在并行发展，同步增长？艾森斯塔特专门有一篇文章讨论野蛮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中文翻译发表在《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上，他深刻地指出：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野蛮主义有多种：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恐怖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恐怖主义？是不是我们简单把它定性为“野蛮”，问题就能解决？当时布什政府觉得恐怖主义的根源在本·拉登，在阿富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本·拉登所指挥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alQaeda”基本上已经被打得无还手之力，阿富汗也已改朝换代，不再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因此而太平，类似像“9·11”的惨案继续发生在中东，发生在耶路撒冷。显然，对付恐怖主义，并不是简单地用战争、武力或道义谴责的方式就可以改变的，在当今世界有它深刻的渊源与温床。如果温床继续存在，不管你道义或武力再强大，恐怖主义依然是杀不光、灭不绝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恐怖主义的渊源。虽然从文明与反文明的角度来说，恐怖主义和现代性是一对冲突。然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分析的，恐怖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是对现代性、全球化的一个绝望的反应。
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9·11”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对“9·11”事件的判断是最发人深省的。“9·11”以后不久，哈贝马斯在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演讲辞里深刻地指出，“9·11”事件“触动了世俗社会深处一根宗教的神经”。也就是说，这个世俗社会意味着全球化，整个现代化发展到了任何一个角落，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部落，你是什么文化，你相信什么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水准，现代化都极大地改变了你原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它把资本主义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化的生产关系以及现代的人际关系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与很多地区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现代化的拥护者原以为现代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现代化无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现代性无法解决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宗教所提供的，另一方面，现代性也无法回应人们的一个集体认同的问题。整个全球化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化：大家看的是同一个好莱坞电影，享受的都是同一种生活，吃的是麦当劳，穿的是同一个名牌，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人的心灵深处的一个信仰问题，也无法解决他自身的认同问题。这些信仰、认同显然无法从这样一种普世化的世俗意识形态中寻找答案，它还得回到原来自身的文化传统或者宗教传统里寻找。在世俗化社会里，宗教问题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越来越尖锐化。
韦伯曾说过：“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除魅的过程。”这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一个现代性社会里，宗教、信仰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应理解为在现代生活里，这些问题已经被剔除到公共生活之外，完全成为私人的问题。你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你私人的选择，公共生活并不给你提供标准的答案，问题在于，人生的意义个人是无法解决的，宗教的问题永远是一个与公共生活有关的问题，但是现代性却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使得个人更处于某种孤独、彷徨之中。他们要在公共生活、集体生活中重新寻找他们的依归，所以，在世俗生活里宗教问题重新以另外一种形式日益尖锐化起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专门讲道：这几十年来，整个世界宗教问题越来越突出，教徒在增长，其中，增长最大的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确实，当今世界的很多冲突，它的背后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有一根“宗教的神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些年来的冲突，特别是“9·11”事件，恐怖主义很多是源自于阿拉伯，有伊斯兰文化的背景的？当然我很不赞成本·拉登把“9·11”的攻击渲染为一场所谓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圣战”，布什一度与拉登同一腔调，把对阿富汗的战争宣称为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我们无法把“9·11”对抗说成是两种不同宗教之间或者两种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抗。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很复杂，他们中绝大部分，除极端派、原教旨主义者外，都不赞成这样一种恐怖主义方式。显然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文明。但是，恐怖主义的出现又是与文明冲突有着密切关系。
这方面我看到的最好的文章，是今年《二十一世纪》杂志二月号发表的法国籍伊朗学者霍斯罗哈瓦尔的《殉道者的新形式》一文。为什么在伊斯兰文化中出现这样一种“殉道”精神？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以自己的肉身来完成一桩恐怖主义事件？有这么多人甘当“人肉炸弹”？我们发现，制造“9·11”的恐怖分子中的一些主要成员，很多人是富家出身，不是因为贫穷而起来“革命”。他们长期居住在欧洲或美国，都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与西方人一样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和安全和平的制度。这批按照世俗的理解都是很幸福、很幸运甚至很有成就感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受到本·拉登的诱惑去干一件按照理性的行为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显然，我们无法用“疯狂”、“失去理性”这些现代精神病学的简单词汇来描述他们。这位伊朗裔的学者分析说：对于很多绝望的“殉道者”来说，在现代性发生以前，他们的生活是很圆满、充分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真主所庇护的世界。也许那时的生活不象现在这么富足，但是在真主的世界之中，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阿拉伯世界被迫世俗化以后，原来的神圣的生活与世俗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断裂。尤其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在强势的西方文明的笼罩之下，伊斯兰文化有意或无意地被描绘成一种传统的或落后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不再有神圣感。富裕的生活并没有使他们因此获得自身精神的尊严，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不仅没有享受到尊严，反而倍受屈辱。而且，原来神圣的宗教世界在世俗化冲击之下，逐渐解体，变得异常复杂，无法支撑其个人的完整信念。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或以色列这些“恶魔”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灾难。在一种孤独、无助、绝望的情境下，最后他们只能采用一种最传统、最激烈的方式——“殉道”。“殉道”作为一种报复，其所获得的结果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他们无非是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通过自己有限的肉身，向真主证明自身的价值。所以，在这样一种恐怖行为的背后有着某种神圣性。神圣性在世俗社会里对一部分有宗教情怀的人来说，反而愈加显得需要，这是维系他们在现代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元素。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但是，在中东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宗教传统的地区来说，你很难想象一种没有宗教的生活是多么不能忍受，即使这种生活是富裕的。
中东被描述为“文明冲突的断层线”，在这里宗教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异常紧张。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纠缠了几千年历史的恩恩怨怨，我们很难用简单的“是”与“非”来加以衡断。这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我们无法避开宗教来谈他们之间的恩怨。我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同情恐怖主义，而是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理解如何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在造就整个世界的辉煌，特别是物质的辉煌的同时，也使得信仰、宗教的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在这个意义上，“9·11”以后再回头看亨廷顿前几年的惊世骇俗的论断“文明的冲突”时，已不是用简单的批评就可以掩盖起来的“狂言”。就像亨廷顿后来反复说明的，关于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在不同的时段里冲突的中轴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是欧洲范围里民族国家的冲突；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轴线变为冷战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即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两大阵营的冲突。80年代末苏东解体以后，怎样来重新理解、解释这个世界的政治？他们之间的冲突渊源在哪里？亨廷顿以他的睿智发现文明的冲突可能是今后主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冲突的渊源。当然这种赤裸裸的论调后来受到了很大的反弹，亨廷顿后来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要鼓吹文明冲突。“9·11”后他再三强调“9·11”事件不是文明冲突。他坚持这个预言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到文明冲突的威胁，我们需要文明之间的对话。不管我们的心灵多么善良，希望文明之间不应该或者不会有冲突，但是文明之间不同的宗教、文化由于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很多分歧。这些分歧如果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纠结在一起的话，会对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此我们对“9·11”事件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所谓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必须从文明深处来观察它，从而才能真正地在文明的夹缝中间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
西方基督教文明携持着强大的西方世俗主义力量以及它的一套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获得压倒性优势。无论是它的主流语言——英语，还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以及现代科层管理制度等都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成为一种所谓普世化的力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其它的文明如何自处？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解决认同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如我刚才分析的，恐怖主义的渊源是不能消除的。
文明与文明之间存有着巨大的裂痕，在终极的价值上很多是不可通约的。当今世界的问题就在于整个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资讯一体化，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观察、对自身意义的理解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在历史的表层，世界像网络一般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深层之间，彼此间有着不同的“根”，这些根与根之间没有关联，甚至互相很陌生，没有基本的对话。缺乏对话的因素很多，语言的隔阂、文化的隔阂、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各种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的偏见。二十一世纪比起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彼此更需要连接在一起。比如中美之间的依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中国离不开美国，譬如我们的IT技术无法离开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软件、硬件，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同样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美国一家媒体报道，如果没有中国，圣诞节美国人都要“光屁股”了，他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MadeinChina”。但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是惊人的。我们无法理解其它文明，其它的文明也无法理解我们，换言之，文明之间缺乏对话和沟通。如何从文明间的冲突慢慢走向文明间的对话，这对我们解决恐怖主义的渊源，消除在现代世俗生活中因为意义、尊严的匮乏而产生的极端行为是十分紧要的。可惜的是，悲剧过了整整一年，人们——特别是政客们——对这一问题远远缺乏认识，尤其是主宰着当今世界的美国。
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终结之后，世界的冲突是多根源的，既有东西方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也有“新左派”特别强调的南北冲突——穷与富之间的冲突，而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与民族、部落与部落的冲突等也依然存在。文明的冲突、南北冲突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们只能针对每一种冲突来具体梳理其原因。在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冲突的掩蔽下，文明冲突还不突出，甚至不为人们所普遍重视。90年代以后，文明冲突日益凸现出来，它不仅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也成为某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文明之间有冲突，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构成这个世界的宿命，更不能用这样的思路来制定各种复仇的国家策略和恐怖计划。我们以下将谈到，文明之间在终极价值上，可能是不可通约的，但在最底线的实践伦理规范上，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而只要在这个层面上有最起码的一致，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被纳入到一种规范的秩序之中。而要做到基本共识，首先需要的是对话。这些年，关于文明的对话，全世界很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工作。联合国把2001年命名为“世界文明对话年”。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代表儒家文明，参加了联合国文明对话的核心小组会议。我到联合国大厦参观时，就看到一块大幅宣传，上面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和文字，表明了一个大家都愿意遵守的最低伦理准则：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的“恕”道。相应地，孔子还有一个“忠”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但孔子的这条“忠”道只能作为文明内部的道德原则，不能作为文明之间的共同底线，否则的话，大家都以为自己所代表的是神的意志，是绝对真理，并且以传道士的热忱推广到整个世界，世界上的文明冲突将永无尽日！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是消极的，但更具有普遍性，能够为几乎所有的高级宗教和文明所接受，也是它们的重叠共识。上个月，我到普陀山去度假，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饱读佛教经典的大法师。第二天他见到我，很兴奋地说，在佛教经典中也有这样的思想，他翻开一本佛经，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听：“非己所安，不加于物”。可见，联合国将这一条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点，焉有深意也。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文明对话年”，发生了“9·11”事件。“9·11”虽然不是文明的冲突，但显然有文明冲突的背景。因而，文明的对话显得越来越重要。
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
现代化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每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在理性化，但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却依然是不理性的，世界秩序的非理性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二十世纪是人类科技发展最大、财富积累最快的世纪，但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残暴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最光明的世纪，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虽然这个世界用福山的话来说，“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然而人们却仍然面对着一系列严峻的危机。支配整个世界的仍然是霍布斯所描绘的“丛林的规则”——弱肉强食，生存竞争。这个世界并没有理性。虽然有联合国，有各种人权宣言，但缺乏有效的约束性建制。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恐怕与当今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法则有关。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从欧洲开始的，现代性的发生与民族国家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性的分化，使整个欧洲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欧洲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人们开始以各自的族群、语言以及文化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之间，国家主权成为一个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与自由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所主张的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权利自由主义的构想中，个人权利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权利，国家之所以有必要，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个人的利益。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同样，在对外关系上，国家利益像私人利益一样也是至上的，它不承认比它有更高的原则，就像在民族国家内部个人利益是最高的，他们不承认比个人利益更高的公共利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实际上是个人利益至上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放大与复制。围绕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彼此间建立一套规范。这样一套原则已成为国际关系法的一个普遍准则，但这一准则是否是无限的和绝对的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从欧洲内部发生，两次大战的起因都与民族国家的冲突有关，都与利益至上有关。当今世界的很多冲突，如“文明的冲突”，很大部分都是以民族国家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今天，世界越来越成为“地球村”。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外，大家还有着公共利益。这一公共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按照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的理想状态，认为只要有了一套健全的市场规则，自然会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个人利益。推广到在国际关系方面，好像也只要有了一套规则，可以调节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灾难一直到最近的“9·11”事件，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每个国家只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话，这个世界将永无宁日。经济学的“囚徒困境”证明了，假使大家只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后所能达到的，并非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人都考虑到公共利益，反而有可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合作要比不合作好”的道理。在国际关系中，也是这样。既然大家都在地球这个“诺亚方舟”里，就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这就要求每个国家放弃一部分、特别是次要的国家利益来照顾和维护全球的公共利益，这样才有建构安全与秩序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