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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工会的对策

发稿时间:2011-07-04 00:00:00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作者:毛禹权编写

  当前欧洲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欧盟政治经济方面的局限性和矛盾。2008年夏,各种征兆已十分明显,但欧洲公共权力机关仍然不予重视。

  欧洲经济已连续五年处于低迷状态。在2003—2008年间,世界经济还处于扩张阶段,美国和日本年平均增长率为3.5%,印度为8%,中国为10%,而欧洲的平均增长率只在1.7%—2.3%之间摆动,欧元区国家则是创造了更低的记录。这一后果是可预见的,源自欧洲经济结构本身。

  事实上,欧洲财富始终集中在内部需求上。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四为欧洲内部市场生产,仅五分之一为世界市场生产。因此在世界贸易扩张时,欧洲经济就陷入困境。

  全球化要求工业不断创新,要求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经济和货币方面都具有统一的集中的决策权力,要求生产的产品降低平均生产费用。这些要求欧洲哪一条都做不到。里斯本战略已成为纯粹的学术性操作,谈不到任何创新;27个成员国每国基本上都以本国为单位生产,谈不上权力集中;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像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那样支持经济,而认为它的唯一使命是监控通货膨胀。

  最近五年,欧盟应对全球化的措施只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实行劳动灵活化。统计数据无情地显示采取这种措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非正规合同工也就是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次承包工从2003年的6300万上升至2008年12月的13100万,因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下工作的工人比以前增加一倍多。同一时期,工薪劳动者购买力,欧元区下降了4.3%,27国的欧盟下降了3.6%。6.35%的财富从工薪劳动者手中转移为资本家的利润。尽管我们工人的权益和生活条件受到重大的损害,但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始终低于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对手。

  与其他经济体制不同,欧洲是受到危机同时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唯一大陆。工业的供给由于欧洲生产结构本身的原因停顿了,因为欧洲市场基本上靠的是内部市场。显然我们的企业只能比其他国家的企业更小。欧洲工业78%是中小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比例美国为3∶1,中国是2.4∶1,而欧洲则是1∶3.7。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由于金融投机现象造成的短路产生扼杀信贷资金流向企业的效应。减少信贷尤其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正由于它的规模小,本身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由于危机造成需求的下降,因而更需要依赖银行的贷款。欧元研究所证实,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间,银行同意贷款的比例是7∶1,也就是说,每七家申请贷款资助的企业只有一家得到贷款。

  除此以外,需求也停顿了。欧洲中央银行实行强制的适度工资政策不仅压抑了人民的购买力,而且也以制止恶性螺旋形上升的“辉煌”成就为名压抑了消费。这样,消费的萎缩使企业的订单大大减少,于是企业受到了消费下降和信贷枯竭双重的扼杀。

  现在宏观上已开始出现复苏的初步迹象,但欧洲仍处于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2009年下半年最后出来三个数据:增长率为-4.7%,通膨率为-0.7%,失业率为9.5%。这三个数据结合在一起,说明欧洲经济是所有竞争体系中最差的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月底发表了对20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中国增长9%,印度7.2%,美国和俄罗斯3.5%,日本3.2%,而法国和英国只有0.9%,瑞典0.4%,德国0.3%和意大利0.2%。因此,欧洲经济增长将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2010年欧洲经济将是停滞多于复苏的一年。此外,失业率还将增加。据经合组织预测,欧洲失业率将达12%,这就使我们大陆成为世界上就业保障最差的大陆。

  但是,在这种令人震惊的现实形势下,欧洲委员会反应冷漠。当复苏的马达开始运转,一切依然都与过去一样。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还认为今天工业体系的生态改造与社会自由化是可并存的。其思想是“绿色经济”就是通过新的劳动市场灵活化和缩减社会保障机制来实现工业调整。

  工会应发挥重大的作用

  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了,否则意味着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衰落。最近欧洲议会选举使欧洲政治轴心右转,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失败,而荒谬的是与美国发生的不一样,在欧洲新自由主义仍然继续作为政治教义。今天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0国由保守派执政,那么我们应提出欧洲进步势力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尽管如此,这一空缺赋予工会新的作用和难得的机遇。欧洲工会运动被迫走上竞技场并进行这场较量。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迫在政治和社会边缘化的时期内处于防御撤退的局面。我们要做更多的事,要有强大的应对力、强大的创造力和动员力,要改变态势。天真地认为与“这个”理事会,“这个”巴罗佐委员会,“这个”欧洲议会保持形式上的良好关系并在会外活动就足以取得成果的时代过去了。

  毫无疑问,欧洲一级工会,即欧工联要发挥特别重大的作用。我肯定地说,整个2010年也可能到2011年将非常困难,各国工会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护工人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通过前面描述的情况,2010年将是社会矛盾突显的一年。欧洲工会运动应提出总的方针,为保护一切欧洲劳动者筑建类似的防御壁垒而斗争。这是一项具体的使命,我们至少应在金融、经济、社会和治理四条战线进行工作。

  要理顺金融和生产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金融和生产的关系。一年前提出的重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写金融总规章的计划破产了,公共权力机关在营救处于危机中的银行之后,就只是限于做一些改革的表面文章。在欧洲,除动用欧洲中央银行管理的巨额资源拯救最受牵连的银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建立监管中心,对金融机构的后续行为的监督仍通过私人协会进行,而这些协会经常由于利益冲突互相猜疑。无论是欧洲金融委员会还是欧洲中央银行都没有被赋予预防和采取行动的公共职权机构的功能。也没有采取措施反对避税天堂,其中许多避税天堂就在欧洲同一辖区内进行活动。最后,也没有采取行动使商业银行活动和投资银行活动分离,这两类活动继续在同一银行内进行。这一切对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投下了长期令人担忧的阴影。

  引人注目的是,如果这些投机金融机构恢复它们的自由创新,那么,欧洲将有成为投机金融机构集中活动最佳场地的危险。另一方面,仅仅无视这一现象就清楚地反映了共同体当局如何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次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投机市场不只是产生泡沫,严重损害实体经济,更阴险毒辣的领域不是明明白白的投机,而是向企业提供资金获取短期利益,期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股票交易中增值,这毒害了一切生产过程。探究许多迁移外地办厂,迁移国外或社会倾销行径的原因,其根源正是这种逻辑。

  调整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方面,提出的问题是转变供应模式问题。为了恢复竞争力,欧洲工业应重新大规模投资于科技研发并引导生产走向可持续发展。

  但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这样重大的任务离开市场机制是不可思议的。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掌握了市场的活动规律。市场是不能自动调节的。为此,要把指导作用还给公共权力机关。我不认为今天谈到很多的新凯恩斯主义就能简单地完成国家有进取心的活动。现在提出的是要更新公共权力机关的功能,使它既作为调节中心,同时又是指导中心。这意味着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应在欧洲推动相关工业政策的背景下推行。一切必要的支持政策都应列入这个框架,如用于企业研发的资源和奖励政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基础网络建设政策,相关的地域和社会政策等。众所周知,在从以大量能源消费为基础的生产模式过渡到使用低碳的另一种生产模式时,将会出现更为训练有素的行业,而其他陈旧过时的行业,将受到惩罚。公共权力机关应有能力推动新兴行业的发展,同时为了减轻工作岗位流失和有利于社会流动,应支持陈旧过时行业转变生产发展方式。进行如此复杂的工作,如没有各级公共权力机关的参与是不可想像的。绿色经济是从绝对数量上的增长模式通向另一种有质量的模式的道路,人类福利不能仅以生产物质财富数量的指数来衡量。

  建立防御性壁垒反对社会领域的不平等

  衡量福利指数不仅要看工厂生产的数量,也应看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共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今天是一种有偿的服务。为了取得更高的效益,提倡无论什么都私有化,这对社会团结和包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我们来说,社会领域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直到今天,我认为危机是金融投机制造泡沫的结果。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说得很少,就是危机的根源深深扎在不平等的实践和文化中。这种现象在最近几年更加突出,反映在财富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劳动市场权利不平等等方面。不断地寻求倾销和降低劳动成本是这些年来放荡的自由主义的特征,它不仅削减劳动者的权利,而且也在社会上产生恐惧犹豫心态,其影响波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甚至过去不可想像的排外和自私自利现象也出现了。因此,反对不平等的斗争绝对成为政治的头等大事。

  为此,要开展争取劳动质量的斗争。劳动质量和生产质量代表硬币的两面。不能想像建立在研发和科技创新基础上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及其高质量的新产品是由一些缺少技术的临时工制造的。劳动质量已成为竞争力和生产力的要素。没有这一要求,无论从产品上还是价格上,欧洲经济就不能致力于竞争,因为新兴国家工资水平低廉。因此,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质量是提高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但这还不够,重要的是提高反对社会倾销的防御能力。如没有这一措施,一旦经济恢复增长,就立即会出现移地办厂和社会倾销的新浪潮。我们至少应建筑两个防御性壁垒:在工资方面和劳动市场方面。

  第一个壁垒是最低工资,确定27个成员国增加最低工资的质量标准和参考数据。我谈的不是确定对一切国家都一样的金额,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降低最低门槛。通过工会内部协议和社会各界协商和同意后作为欧盟的方针,这是能被认可的。在这方面不缺范例。在27个成员国中有20国已通过立法或协商途径设立最低工资。计划增加的参考数据虽然一国和另一国千差万别,但是从它们中间寻找一个汇合点不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当前最低工资是在平均工资的40%—70%之间摆动,因而也不难找到统一的说明方法。增补一个反对倒退的条款,寻找欧洲的平衡点,是相当可行的。遗憾的是,欧洲委员会缺少政治意愿,而在我们某些工会中存在根深蒂固的反应迟钝和政治上的近视。

  另一个防御壁垒是劳动市场。这里不涉及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劳动所采用的种种形式。我们谴责的不是劳动的形式和条件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不管采用什么劳动形式,其权利应是相同的。这是反对无限制地采用不稳定工作的最低防御。

  加强全球化进程的治理

  关于全球化对治理模式的影响的反思尚未开始。在这方面,我只想涉及治理的一个方面,即社会领域。全球化进程按其本性是与不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稳定性成为经常性的现象,企业每日都为此而战斗。当前危机增大了这种不稳定性直到无节制的地步。在当代世界,一切都比过去更为不稳定。通讯科技引起瞬间相互传递信息,导致必须立即适应变化,否则就会失去全球市场中的地位。需求的不稳定,由此也引起生产过程的不稳定,原料价格的不稳定,资金的利率和成本的不稳定,由于证券市场不断摆动而产生的股票价值的不稳定等等。现在这种不稳定还应加上一个社会不稳定。而社会稳定能成为各种不稳定的必要补偿。为此,各种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汇合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里不是讨论各方面的独立自主和怎样进行谈判,而是在相互承诺的框架内实现这些功能的能力,以便控制外部不稳定这一共同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正是全球化生产过程的多变赋予工会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功能,为工会打开了完全尚未问世的篇章和舞台: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发挥作用,在金融市场民主化中发挥作用,在企业走向重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作用。

  这是不可逃避的挑战,我们有能力并已开始面对这些挑战。这不仅意味着开创欧洲工会运动新时期的可能性,也许会使我们找到战胜经济自由主义最适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