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6月以来，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攻城略地，迅速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该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宣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逊尼派伊斯兰政权，并为此制定了建国纲领。事实上，“伊斯兰国”已经在按照国家治理模式运转，在其占领区设立行政机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独立的财政管理体系，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其发展态势已远远超出外界预期，到目前为止，有核心武装人员三万人，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在其控制的地盘上约有人口四百万。2015年5月，占领了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百多公里的拉马迪。

　　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不仅改变了中东原有政治版图，也在牵动世界神经。本想撤军的美国面对脱离剧本设计的中东，不得不“重返中东”，地区大国间对抗日益尖锐，早已是一团乱麻的中东教派纷争日趋激烈，新一波地区恐怖活动浪潮正在形成，“伊斯兰国”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生态变迁的一个节点。而它并非一天造就，其缘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历经长时间的积累和重大事件的催化。

　　长期因素：地缘政治复杂、文化霸权压制和国家认同缺失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和社会变迁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紧密相连。中东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扼守世界三洲五洋的交通枢纽，是“世界油库”，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发源地，这三个独一无二决定了中东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也正是中东的世界地缘要冲价值，使中东经历长久的太平盛世之后陷入无尽的战争和动荡中。当奥斯曼帝国在一战的炮火硝烟中土崩瓦解，西方社会迅速填补了政治真空，从此伊斯兰世界就完全处于西方社会的控制下，中东成为英、法、西、美等国的托管地或殖民地。中东国家几易其主，台前幕后都是大国的影子，中东的事务从来就不是由中东自行决定，这里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新角色不断更替，而每一次更替必然带来更加激烈的地区动荡。今天中东的政治版图是殖民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依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的，这个以经纬度划出的中东政治版图是对民族、宗教、历史的无理切割。一方面，众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民族被分割到不同国家，形成跨界民族和边界地区多民族杂居现象，如将库尔德人分别划给了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四个国家；另一方面，这种殖民分割造成中东民族国家的建构存在天然缺陷，政治发展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如将奥斯曼帝国中的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三个省捏合成今天的伊拉克，强迫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生活在一个国度，而“伊斯兰国”正是利用边境划分的不合理，要把被切割的杂乱无章的国界按照历史重新整合，将分别划入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等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统一起来。任意划分的国界引起后来许多中东国家在水资源、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布的纠纷与摩擦，以及民族归属、领土争端、边界冲突等形形色色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状况在二战和冷战中被固化成型，直接导致当代中东地缘政治塑造严重滞后，并陷入恶性循环，相关国家内部政局起伏跌宕、国家间流血冲突此起彼伏、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和平成为梦想。

　　中期因素：美国反恐战争和中东“民主化”改造

　　毫无疑问，“9·11”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国际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许多恐怖组织受到重创甚至销声匿迹。但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一结束，中东恐怖主义开始迅速反弹，伊拉克及周边地区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分析“伊斯兰国”的发展脉络能够清晰看出伊拉克战争是其扩充成员的助推剂。而战后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政策激化了原本就盘根错节的矛盾。一方面，伊拉克内部的派别纷争、对立和冲突日益尖锐。历史上，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但却是逊尼派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战后，美国推翻了逊尼派强权萨达姆，推行美式民主，搞一人一票选举，什叶派将人口优势转化成权力优势，摆脱枷锁的什叶派对逊尼派一直采取打击报复政策，逊尼派完全被排除在伊拉克的政治进程之外。宁愿战死也不愿接受战后秩序的逊尼派在其聚集区不断发展反美反政府武装，使得包括“伊斯兰国”前身约旦人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在内的极端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伊拉克战争刺激了民众的伊斯兰教理念，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蔓延，美式民主将伊拉克打造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互厮杀的屠宰场。另一方面，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态势。战前，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基本维持中东的政治生态平衡，但战后不堪一击的平衡被打破。在中东，伊拉克是制衡伊朗的地区力量，而按照美国方式选举出的政权与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握手言和，没有了长期的对手，这对伊朗而言无疑如释重负，伊朗所主导的从波斯湾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什叶派新月地带”悄然成形。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美国的政策设计，结果也着实让美国尴尬：美国轻而易举地端掉塔利班、拿下伊拉克、灭掉萨达姆，却发现伊朗在中东的地缘位置凸显，什叶派的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扶摇直上。以沙特为代表的大多数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开始坐卧不安，这为极端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教派的对抗日益成为中东地区的新态势，教派冲突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更让美国头疼的是，美国本想把伊拉克打造成中东的民主样板，结果在之前的高压统治下被遮盖的教派冲突、民族矛盾、地区失衡等问题却因伊拉克战争得到彻底释放，伊拉克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伊拉克民众乃至阿拉伯世界同西方世界，尤其是同美国的对立公开化。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在伊拉克明显水土不服，西方民主的强行植入并未奏效，还把一个伊斯兰教世俗国家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地方。美国忽视了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中东同西方文化氛围中的美国在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始终崇尚政教合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及其运作都一以贯之地统一于伊斯兰教的历史框架内，宗教神学干预世俗政权在历经沧桑后仍坚如磐石在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形成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的政治文化结构。而且迄今为止，美国对中东输出的民主几乎都属于民主形式的东西，缺乏内涵基础或内涵完全不符的形式民主注定是会是变形的或短命的。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社会问题严重、贫富悬殊、腐败成风使民主在中东难有基础，民众反而更愿意加入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行列去寻求社会公正。

　　近期因素：美国“战略再平衡”和中东政治动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其中东政策的核心是战略收缩，从中东尽快脱身，特别在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加快了“亚太再平衡”的步伐。2011年从伊拉克全面撤军，缩小了反恐的范围，降低了反恐的烈度，美国的这一政策造成该地区某种意义上的安全空白，恐怖主义乘虚而入。而在此之前，“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被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元气大伤，多名高官被杀，扎卡维也被击毙，2011年该组织已不足千人。美国战略收缩过犹不及，不仅使恐怖组织的压力骤减，为基地组织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而且使伊拉克再次走回危机阴影。美国在打碎了伊拉克原有国家机器的同时，却没能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新体制，又不负责任地把破罐子甩给了马利基政府，马利基政府执政不力，教派冲突全面升级。

　　紧接着，中东地区爆发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席卷多国的历史性大变局，专制强人纷纷走下历史舞台，中东政治变迁如过山车一般令人应接不暇。从内部来看，总结20世纪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的规律：政治变迁必然带来政治伊斯兰势力走进权力斗争中心，在新政权确立之前，层出不穷的政治反对力量往往会借助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国家政治进程。此轮强人政权的终结使中东国家面临发展道路的抉择，各派势力为主导国家政治进程较量白热化，宗教极端势力粉墨登场，宗教政治运动抬头，为伊斯兰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外部来讲，功利主义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空前发展，却忽视了人文发展，人的内心精神追求被抑制和漠视，这不可避免造成精神空虚、缺乏自省的信仰危机，于是便有了西方部分中产阶级放下舒适的生活而加入“伊斯兰国”。由于“伊斯兰国”加入便利、手法隐蔽、宣传有效吸引了欧美“圣战”分子主动搜寻入伙机会，这促使“伊斯兰国”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为了将动乱祸水引向叙利亚、伊朗等国，加大了对变局的干涉力度，多国强人的垮台使教派纷争沿着脆弱的边界在中东地区蔓延，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加速崩溃。尤其是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加快了“伊斯兰国”的孵化进度，可以说，“伊斯兰国”出现在伊拉克，迅速崛起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的两国逊尼派聚集区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迅速扩张，其奉行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策得到了西方国家和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默许，并得到大量资助，使其在叙利亚战场上初具规模，不得不说“伊斯兰国”走到今天是西方国家和部分中东国家选择性“失明”的结果。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历来奉行“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惯用“借力打力”扮演“隔岸平衡手”角色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美国总是在寻求新的制衡筹码，此次又试图借用“伊斯兰国”之手削弱伊朗和叙利亚，恰到好处打击自己的对手以保持地区优势，结果却事与愿违。随着扩张加速，“伊斯兰国”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早已超出美国的利益底线。因此，“伊斯兰国”的崛起固然是阿拉伯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是大国博弈特别是美国中东政策造成的直接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