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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主权的迷误 ——冲绳民众的实践及启示

发稿时间:2015-09-09 00:00:00  

  在当下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紧张时刻,冲绳处在紧张的最前线。中国的媒体在关注钓鱼岛问题的时候,即便在视角里引入了冲绳,也基本上是把它作为日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至多不过关心冲绳被萨摩藩武力入侵以及最终被明治日本吞并的过程并为其抱不平,却很少有人关注冲绳的民众对此如何反应、如何感受。换言之,在由钓鱼岛主权问题引发的讨论中,中国社会对于冲绳的关注基本上立足于“国家视角”而不是“民众视角”,这种视角与中国社会有关钓鱼岛主权的讨论所呈现的单一国家视角是一致的。前日,我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双年展推动的亚洲现代思想论坛,这个会议邀请了来自亚洲不同社会的重要思想人物,其中也包括日本冲绳的新崎盛晖先生。新崎先生的《冲绳现代史》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新崎先生带来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冲绳可能成为东亚地区和平的“催化剂”吗》,在民众而不是国家的视角下给我们讲述了冲绳曲折的历史。
 
  从前近代到近代再到现代,冲绳经历了从独立的琉球王朝到日本的冲绳县,再到脱离日本被美国托管,再到施政权重新被交给日本的过程,在这不断翻覆的历史剧变过程中,冲绳的民众饱尝了被多次出卖的苦难。新崎先生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无法简化和无法抽象的复杂历史情境:首先,冲绳既是日本又不是日本。在文化上,琉球与日本有着某种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但是这不意味着明治政府的“琉球处分”(亦即1879年明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正式斩断琉球与清朝的朝贡关系,把琉球完全归入日本,成为一个县)是合理的;冲绳有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是在现实中,它却不得不依存于日本并通过这种依存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其次,冲绳虽然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被美国占领,现在也仍然处在与美军基地共生的恶劣状态下,但是它尚未具备充分的现实能量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这种外来军事力量。同时,由于不能够无保留地认同日本,但又无法脱离日本,也使得冲绳人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具有复杂的面向。毫无疑问,这种不公平的状态意味着冲绳社会被置于日本的剥夺和美国的欺凌这一双重结构中,这使得它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境下进行两面作战。在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种直观的解决方案可以使冲绳摆脱现有的不公平甚至是险恶的处境,没有可以两全地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里,新崎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线索。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东亚地区在当代历史情境中面对的时代课题。
 
  后发国家该如何反思自己的历史
 
  首先,新崎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尚未成熟的社会里,来自国家意志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具体而言,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把琉球编入近代国家体制的举措所带来的后果。关于琉球成为日本一部分这个事实,琉球社会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殖民吞并的结果,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有效地推进了琉球现代化的手段,从结果上看是值得肯定的,这两种意见代表了对立的两极,而这两极的对立相互纠缠,恰恰体现了一个核心的悖论性问题:当一个社会并没有准备好从内部发育出现代社会结构的时候,自上而下和来自外部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必然伴随血腥的强制,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会必然地带给这个社会以同样的福祉,却会带来更深入和更彻底的剥夺(在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虽然宗主国内部同样经历了血腥的暴力阶段,但是与殖民地的现代化过程毕竟有很多不同)。与此同时,拒绝这种现代化冲击,需要相应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在一个没有从内部准备好现代化手段,缺少推行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的社会里,也很难产生出有效的对抗方式。冲绳的近代和现代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编入日本的版图,虽然使得多数冲绳民众得到了一种他们最终愿意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冲绳带来与日本其他各县相同的利益,相反,给它造成了更残酷的命运。
 
  正如新崎先生指出的那样,冲绳现代化的最终到达点,就是二战末期的冲绳本土战,它迫使冲绳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彻底毁坏了冲绳民众的生活场域,把它变成了战争的前哨阵地;同时,这种生活场域的军事化在二战之后催生了一种畸形的基地经济,它压垮了琉球社会原有的以渔业和海上贸易为支柱的经济形态,使得冲绳不得不主要依靠美国军事基地造成的“基地经济”维持自身的社会再生产。从冲绳现代史这一惨痛的经验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思考自身历史以及东北亚历史的媒介因素:一个在没有准备好相应条件就不得不被迫进入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应该如何反思自身的历史,找到合理的解释方式?西方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某些可供转换的分析概念,但是显然,后殖民理论对于解释例如冲绳这样的不能被简单回收到国民国家框架内的社会状况并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分析工具。
 
  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就是以宣示主权为标志的国民国家形态。东亚各国都在殖民或者反抗殖民及半殖民的对抗过程中,最终获得了这种形态。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冲绳社会所面对的那个基本的矛盾:没有准备好从内部生长出这种以排他性为特征的国家诉求,却不得不被迫接受以排他性为基础的政治系统。这使得我们的社会在遭遇到现代国际关系中相关问题的时候,不得不通过那些并不完全适合本土状况的观念表达自己的诉求。东亚地区真正从内部产生了国家诉求的社会只有日本,但是这种诉求非但没有促使日本成为东亚健康的主导力量,相反,却使它最终走向毁灭性的战争。应该说,借助于近代战争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也正是由于近代战争而至今仍然无法摆脱美国的掌控。日本的现代命运恰恰显示了现代国家最为负面的部分,通过战争扩张领土从而谋取国家利益,动辄以武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是现代国家政治中最为野蛮也最为丑恶的部分。冲绳的现代史,把这个被各种意识形态粉饰和遮蔽的问题鲜明地呈现出来,推到我们的面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冲绳凝缩了东亚现代史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返观自身的最有效的媒介。
 
  由于二战之后冲绳的特殊复杂处境,使得它比其他曾经被殖民的地区具有了更多的历史含量。在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主权的确立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遮蔽了一些不易被察觉的问题:这就是后发展国家是否有可能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抵制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霸权和冷战历史形成的国际格局,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威胁。在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例如中国、日本、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是否只有以主权为理由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日本政府拒绝接受侵略历史的惨痛教训,选择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道路,中国是否只能采取相同的形式才能对抗日本的挑衅?在东北亚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追问已经不再是思想和学理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摆脱国家意志的思考与实践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今天,绝对意义上的和平主义确实过于乌托邦。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相对意义上的和平诉求并因此完全接受美国的逻辑?正是在这一点上,冲绳的民众运动为我们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精神营养。新崎先生在报告里谈到,以60年代的越战为契机,日美军事同盟得到了强化,冲绳民众的反战运动与他们的认同问题也由此发生了纠结缠绕。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由美国“归还”给了日本,冲绳社会发生了关于主权和主体认同的巨大分歧。在当时的冲绳舆论界,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分歧,是否要回归日本变成了一个与认同直接相关的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有关认同的选择并不是单独发生的,它与“反战”这个主题直接结合。于是围绕着回归日本还是争取独立的问题,争论大致分为两个立场:是反战复归,还是反战独立?前者意味着认同对于日本的归属,后者意味着必须依靠美国。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日美军事同盟不断稳固和升级的状况下,其实这个分歧未必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无论归属于日本还是美国,冲绳都很难获得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的条件。因此,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冲绳的社会活动家终于找到了第三种思路,那就是以反战而不是以复归为中心的“反战复归”运动。这种思路很接近产生于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的复归日本和平宪法运动,它虽然提出的是复归和平宪法下的日本,但这个表述提供了一个区分可能:它要复归的与其说是现实中的日本国家,毋宁说是被日本国家不断以蚕食的方式背叛的和平宪法。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我欺骗,而是冲绳具有混沌性格的抵抗运动所催生的理念,它的核心是反对现代国家依靠战争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操作模式,是为现实中冲绳民众一次次抵抗强权的斗争确定方向的指针。到了今天,新崎先生把这一指针表述为:不争取独立,而争取自立。这意味着,时至今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冲绳社会还并不具备独立于日本和美国的现实政治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认同方式只有确立国民国家主权这一种形态;冲绳民众各种意义上的自立,在这种无法以国家形态建立认同的情况下,便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认同功能。在艰苦的极限状态之下,冲绳的社会活动家显示了自由的政治想象力,他们最大限度地相对化了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以自立(而不是独立)于日本与美国为目标设定了自己的斗争原则。
 
  这当然是极端困难的事情。自从1945年美军在冲绳登陆那一刻开始,美国就开始有计划地在这个美丽的岛屿群上划出了建立军事基地的地块,并在战后用赎买等手段不断地扩大基地建设;这导致了冲绳民众失掉了岛屿周边相当范围内的渔场以及自由的航道,并且迫不得已地把满足基地的消费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普天间机场处于宜野湾市的中心,它记录了一段痛苦的历史:宜野湾在冲绳战美军登陆时还是个安静的聚落,这里是一个具备了社会生活基本功能的区域,虽然并不是个有规模的城市,却并不缺少必要的生活手段。美军登陆之后,赶走了这里的冲绳百姓,开始筹建普天间基地。等到局势安定民众返回他们家园的时候,发现家已经被毁掉了,他们不能不围绕着这个基地谋生,从而形成了现在这种市中心是基地,周围是生活区的状态。这也是宜野湾民众不得不为了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安全而持续抗争的原因,因为一个建造在市中心的空军基地,一旦发生事故,就将直接威胁到周围民众的人身安全。几年前,一架从伊拉克返回冲绳的军用直升机就是起飞后发生事故坠落在隔壁的冲绳国际大学校园里,烧掉了一栋楼,并且散落了飞机上的核辐射物。因此,赶走这个危险的军事基地,变成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近年在是否把这个造成对周边民众生活安全威胁的机场移到边野古的问题上,日本政府配合美国,也利用了赎买的手段:边野古一带的民众如果同意把基地移到他们赖以为生的这块美丽而丰饶的海域上,就将获得一笔不菲的补偿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立”成为非常艰难的选择。很多民众并不支持对抗美军基地,是因为接受赎买放弃自立是一个相对容易而实惠的方式;而如果坚持自立,则必须与美国和日本政府进行长期的马拉松对抗。最终,还是有部分冲绳人选择了自立。他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和平抗争,有效地阻止了边野古基地建设的勘探作业,从而迫使这个基地建设计划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搁置到现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对抗成为冲绳民众反抗日美军事同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鼓舞了为自立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冲绳民众,因为它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被国家所强制推行的强权政治决策,是可能被手无寸铁的民众所对抗甚至改变的。而这一对抗的重要原则,就在于和平抗争。与国家暴力并不对称的民众抗争手段,并不具有合法的暴力行使权,这使得和平抗争变成了重要的斗争策略。
 
  虽然在冲绳社会的运动群体中,对于复归和平宪法下的日本这一提法似乎存在争议,但是我更为重视的是这种把宪法的理念与现实的国家政治加以相对区分的认识模式。复归和平宪法的提法很难避开这部宪法与日本国家所作所为的关系,难免被诟病为对现实的避重就轻;但是它却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就是在无路可走的状态下坚守不同于国家意志的社会理念。实际上,在其后的80年代之所以出现《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虽然在方向上与复归和平宪法是完全相反的,看上去似乎是琉球脱离日本的独立宣言,但却不能说与当初这种复归和平宪法的思路毫无关系。由诗人川满信一起草的这份只有社会却没有国家的宪法,没有实际政治功能但却成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它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拒绝国家的暴力。应该说,川满的这份杰作以诗人特有的想象力,勾画了冲绳民众对于扬弃了国家暴力之后的社会生活的憧憬。
 
  在冲绳民众的反战抗争过程中,经历了70年代的复归日本这一历史转折之后,复归还是独立的问题被淡化,推到前台的选择性问题变成了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在极限状态下,冲绳的民众搁置了自身的主权和归属问题,选择了对立于现代国家意志的“和平”理念。对他们而言,和平是非常具体的课题,并不是抽象的口号。从声讨美军在冲绳制造的各种侵害民众人权的事端,到反对普天间机场移设至边野古,再到抵制鱼鹰战斗机的部署和试飞,这一切抗争都意味着冲绳民众在表达维护和平、维护自身生活的意志。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冲绳的民众在现实斗争中掌握了艰难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和平抗争。与施行暴力的国家机器对垒,冲绳民众长时间地持续坚持了非暴力抗争原则。以和平为目标的抗争必须以非暴力为原则,因为只有以非暴力的方式对抗现代国家意志,才有可能在国家暴力面前保持自身斗争的合法性,从而使斗争可以持续。
 
  在捍卫和平的斗争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冲绳民众运动的带头人所具有的国际主义视野。在他们动员民众的思想口号中,冲绳的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东亚乃至全球反战斗争中的一环。早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冲绳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就自觉地把自己的运动与支援越南游击队的反美斗争结合起来定位;其后的每一次抗争,都与牵制美军称霸世界的目标相联结。冲绳的美军基地是美国重返亚太和称霸世界的重要立足点,冲绳民众的抗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站在了世界反战运动的第一线。据说冲绳的社会活动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如果我们把在冲美军全部赶走,那么对于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而言究竟是否是负责任的?因为美军立刻会把基地迁移到完全没有抗争传统的太平洋其他岛国去,后果将是失掉从基地所在地牵制美军的可能。
 
  在冲绳民众对于和平的诉求方式里,存在着对中国社会而言有些陌生但又非常重要的思路。尽管冲绳在现实中并不具备独立宣示主权的条件,但冲绳的民众和思想者搁置主权归属问题却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现实的理由。新崎先生指出,经历了二战末期的冲绳战役,眼看着四分之一的冲绳人死于战火,经历了战后被美军蹂躏骚扰的威胁,眼看着生活的场域成为随时可能遭到毁灭的危险地带,这一切经验本身告诉冲绳人,和平是高于一切的价值。因此,任何抗争如果不能最终指向和平,它的合理性就要被质疑。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或许对于和平的理解还停留在肤浅的认知层面,它是抽象的和缺少方向感的,因此很难具有现实感召力。从冲绳民众的和平理念中学习,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挣脱欧美概念,释放想象空间
 
  新崎先生谈到了钓鱼岛的纷争,并且强调了它不应该被以国家主权的名义加以排他性的定义。他说:钓鱼岛是冲绳民众的生活圈,自古以来就是冲绳民众与台湾等地的民众一起进行渔业生产的生活圈。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路。从冲绳不断被国家权力出卖、剥夺的近代历程和冲绳民众的和平理念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新崎先生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思路。我要在此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使他强调了冲绳人百分之百认为钓鱼岛是冲绳的一部分,他也并不是在宣示主权。他在报告中这样论述:在过去的历史上,国家拥有固有领土之类的东西吗?“领土”、“国境”之类的概念,只不过是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才产生的,只要回顾一下琉球处分前后的琉球·冲绳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该尽快地从欧美近代带到东亚来的封闭排他的国境·领土概念中挣脱出来吗?
 
  事实上,对于东亚这样的迫于外在压力而不得不现代化的地区,依靠近代意义上的领土概念区分主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从19世纪末以来,那些原来并不被排他性的领土概念约束的区域性空间,就一直是不同社会民众共同的生活场域,在这一意义上,应该说新崎先生所强调的“生活圈”,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钓鱼岛正是这样的一个民众生活场域,它本来不该陷入这种排他性争端,却不幸成为了区域紧张关系的导火索。应该说,正是由于围绕着钓鱼岛问题所产生的纷争,揭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东北亚地区从历史到现实的基本状况,随着岛屿争议的激化,客观上已经对于传统国家的形态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果扩大一下想象的范围,可以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基本事实:朝鲜半岛的分断、中国两岸四地的关系、日本本土与冲绳(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北海道)的紧张关系等等,都是不能简单套用传统国家形式加以解释的;而这种溢出国民国家框架的部分,却恰恰是整个东北亚的基本构成部分,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在实践层面上东北亚地区已经在摸索新的国家结构方案,它不仅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于民间的跨文化连带形成了初步的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新崎先生提出的“生活圈”这一场域在被国家边界分割的行政版图上并没有获得可视的形态,但是,它却从未停止自己的生长;这是因为,事实上生活圈这一想象比传统的国民国家区划更适合于理解我们共有的历史,更适合于协调我们紧张的现实。
 
  但是有一个不能不提示的问题在于,直接应用生活圈的概念并不能有效揭示钓鱼岛争端的实质。日本是东亚唯一的一个模仿西欧近代的殖民模式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国家,它对邻国的侵略以及不及时和不充分的战后处理,在东北亚地区造成了很深的创伤记忆。围绕着钓鱼岛主权所发生的争端,并不仅仅是争夺领土主权的问题,它首先是历史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两场战争,而且在第二场战争结束了27年之后才与中国大陆完成了保留争议的和解。这笔旧账没有在最恰当的时刻得到清算,它就会积淀在中国民间的历史记忆里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气氛。钓鱼岛正是这个曲折历史的凝聚点,它凝缩了中国民众的屈辱记忆与愤怒的情感,因此不能说宣示钓鱼岛主权仅仅是在表达中国的政府意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众与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把它简单视为中国政府的操作是违反现实的;今天中国的民众以宣示主权的方式对抗日本买岛闹剧的时候,事实上也并不仅仅是在近代国家主权的意义上争夺钓鱼岛的领有权和经济开发权,它首先是在伸张积淀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正义。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被日本传媒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在宣示钓鱼岛主权的时候,中国民众的立场比中国政府的立场更激烈。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社会面对的问题与冲绳在1970年代曾经面对的“反战复归”问题具有某种结构上的类似关系——冲绳人的“复归”并不是真正的目标,但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把反战作为中心,虚化复归问题,可以最有效地把斗争引向和平。而对钓鱼岛主权的坚持,也并不是中国民众对国家意志的简单附和,它是对两岸四地华人共同的民族感情记忆的表达。它的激烈与执著,与这段历史负载的沉重内容以及过于曲折的历史脉络直接相关,因此华人世界对于钓鱼岛的主权诉求,不能简化为近代国家的观念,它必须得到尊重。
 
  但是,问题到这里并不能结束。因为在充分理解了华人世界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寄托的复杂历史情感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追问的:在现实政治中,把宣示主权这一政治诉求控制在什么层面最为合乎斗争需求、并且可以最为有效地实现目标?这中间所包含的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如何控制在伸张正义的时候所必然会伴随的情感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冲绳民众运动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对正义的伸张要同时伴有对于抗争结果的想象,并且思考依靠何种策略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结果。
 
  新崎先生所说的“生活圈”,作为一种理念,不仅在冲绳,在日本民间也有着相当的基础。日本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就开始积累这种共识,它被表述为“钓鱼岛海域应该由中日民众共同拥有、共同开发”。客观上看,这其实是在直接呼应1972年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的呼吁。今天,在美军不断在亚太军演、迫使中国也不得不强化军力的情况下,中国两岸四地民众和日本与冲绳的民众建立保卫和平的共识迫在眉睫。在中国社会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有些人群支持通过外交谈判达到搁置争议的结果,从而维持和平避免战争;有些人群则主张以武力冲突的方式解决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出了有效的军事对抗力量,这种激进的“擦枪走火”论并非不具有现实性。因此必须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很难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讨论问题,毋宁说“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二分法更接近现实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参考冲绳民众斗争的经验,学习冲绳民众在搁置关于主权和认同诉求的同时所表现的独立意志,学习他们以和平为最高价值的政治责任感,学习他们非暴力抗争的斗争策略。不让钓鱼岛成为地区冲突的导火索,同时不向日本右翼妥协,这种价值取向只有在一个基点上才能够获得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搁置而不是放弃原则性争议,发展不同社会之间的民众往来,建立更加深厚的信赖和尊重。因此,中国民众的反日感情需要得到尊重,但同时也要把它转化为维护和平的动力,在这一意义上,冲绳的民众走在我们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