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雄踞世界首位。美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得天独厚，又一直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国土资源保护；美国有3亿多人口，年龄结构合理，没有面临日本、欧盟主要国家、俄罗斯的老龄化难题。美国得以发展强大的诸多因素，如法治体系、创新机制、自我纠错能力、社会凝聚力、相对平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教育水平与人才优势等，都未出现明显变化。
同过去相比，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高等教育水平等“可衡量的指标”将继续上升。例如，美国在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使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已超过80%，并且还有大量出口天然气的潜力。截至2014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美国在继续推进“信息革命”，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出口倍增”等战略设想，都有实现的可能。
“唱衰美国”论调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就可比的硬实力指标而言，新一轮的“美国衰落论”，根据主要是将美国同中国等极少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比。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0年的约30%跌落到2014年的约22%，下降了8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则从约4%跃升至约12%，上升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被中国“吃掉了”。近年来，美国同欧盟主要国家、日本、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美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总趋势有利于美国重振经济，纠正社会发展的失衡。但是，国内政治左右“极化”的趋势并无好转，两党相互攻讦、相互掣肘、相互否决，严重制约了经济革新与社会进步。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继续加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并未随着经济复苏得到明显提高，社会福利缺口巨大，贯彻全民医保方案困难重重。金钱操纵政治的弊端进一步暴露，而且没有任何可行的整治方案。随着新移民的大批涌入，种族矛盾重新浮出水面。凡此种种弊端，都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得到明显纠正。
虽然从世界各大国硬实力消长和自身发展的角度看，美国并没有走到国力衰落的不归之路，但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明显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的欧洲盟友实力受损，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西方整体力量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跌。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力量和国际影响的快速上升。三是在网络化时代国家权力分散下移，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复杂，美国在反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掌控国际规则的能力受到削弱。四是美国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干预外部事务的信心和动力减弱。近来美国经济势头强劲，更多依靠的是内需而非国际市场，更加强了美国的“内向”趋势。
自奥巴马2009年入主白宫，6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发生了以下五方面的重要变化。
首先，抛弃了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回到“经济优先”原则。围绕经济优先的原则，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政”计划，包括《金融稳定计划》《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计划》等一系列长短期结合的救市措施，同时从2010年开始实施“出口倍增计划”，即五年内实现出口总额翻一番。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政府对区域贸易协议谈判的消极态度，先后于2008年、2013年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如果这两大体系的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吸取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深刻教训，实行战略收缩，使用武力更为慎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得不偿失，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已经成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朝野不言自明的共识。奥巴马弃用“反恐战争”一词，不再提“先发制人的打击”，声称美国“不是与某种思想或宗教作战”，主张反恐战略应当“运用美国的各种力量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奥巴马政府将防止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提出了“无核世界”主张。
与里根以来的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在使用武力方面是最为谨慎的。他避免直接使用武力推翻叙利亚现政府，或用武装入侵来胁迫伊朗和朝鲜放弃核计划。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没有冲到第一线。奥巴马政府宣称“世界不能期待美国独自做世界警察”。2014年，对“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犹豫不决，再一次证明了美国对海外武装干涉的慎重态度。
再次，重新评估在中东等地区强力推动“民主化”的可行性和后果，将维护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振兴国内经济作为执政第一要务，需要稳定的世界秩序保障。稳住中东乱局，缓和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奥巴马上台时的初衷。但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到2014年“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都打乱了美国稳定中东的长远构想。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实行了事实上的直接统治，强行推行“民主选举”，这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逐渐认识到，西方民主法治在那些国家“水土不服”，那里的部族、教派纷争和伊斯兰观念远非美国能掌控、“改造”，而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很可能是伊斯兰激进势力而非亲西方势力掌权。因此，美国虽然没有放弃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幻想，但在实践上已经更多地强调世界秩序的稳定。
复次，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强调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建设，发挥“巧实力”。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传染病防治、气候变化、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视程度远超历届美国政府，努力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防预算紧缩等压力面前，奥巴马削减了多项大型武器研发和购买项目，加大对特种战、网络战、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投入。美军事战略重点已由传统的以打大规模常规战争为主，转向兼顾应对恐怖主义和小规模局部战争。在外交上，美国政府不时显现出灵活妥协的一面，注重国际形象，如改善了同古巴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等等。
最后，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重返亚洲”和面向亚太的“战略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6年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亚太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是此项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中东动乱、“伊斯兰国”、乌克兰危机等问题的突现，“亚太再平衡”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美国主要靠加强双边安全同盟、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维护地区霸权。
总的来看，美国全球战略的上述调整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短期行为，而是代表了致力于大国合作、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长远趋势。美国不会放弃它的全球霸权图谋，但其谋求霸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现正处于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阶段，既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有自愿收缩、“心不从力”的一面。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利大于弊。中美在全球治理、经济复苏、金融稳定、反恐、防扩散等领域的利益汇合点有所增加。美对我国的外交和政治压力可能减轻。只要我国妥善处理同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拉近同欧盟、俄罗斯的距离，保持中美高层交往的势头，中美关系应可保持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