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我很荣幸可以来到北京，在位于清华大学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度过了几天时光。在那次造访期间，我做了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内容涉及了“新型”关系的基本特点、认为“新型” 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的理由、可能威胁“新型”关系实现的因素，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可以促进中美“新型”关系的实现。我认为那次演讲收效甚佳。中美两国政府似乎也都开始努力构建这一概念。我非常支持两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而且十分希望能为这一事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我曾十分乐观，但现在并非如此。下面就让我来解释一下这种变化的原因。
我认为美国官员与美国政府之外的专家都失去了一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热情。美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众多挑战。因此，美国减少了对于构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注。然而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是否有全身心投入到这项事业中，美国还存有一些疑虑。
在第四届亚信峰会(CICA)上，习近平主席提到：“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的绝对安全。”
习近平主席的表述似乎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良好开端。这一构想也可以适用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似乎与上述方针不符。中国采取的措施被领国视为对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不是“公共安全”、“平等安全”或是“尊重……每个国家的安全”。在邻国看来，中国的行为并不是基于21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或是“双赢”关系，而是更像是19世纪的强国，以邻国为代价增强自身安全，寻求有利于自身的“零和”结果。
下面我将举例说明：
在没有与领国进行任何预先协商的情况下，中国在中国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预先通知仅有30分钟，并对拒绝遵守这一防空区的国家进行威胁。
中国海警船15年来首次驱离向争议岛屿仁爱礁提供例行补给的菲律宾民用船只。
中海油公司在没有进行任何警示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在靠近越南海岸线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水域附近部署了深海石油钻探装置。
中国在钓鱼岛（尖阁列岛）领空对日本飞机进行干扰。
在南沙群岛海域附近打造人工岛屿，强调中国的主权主张。
我知道对于上述这些行为中国都有自己的解释与理由。但问题是所有这些行为加在一起就造成了美国与中国邻国的疑虑。中国是否是真心希望与他国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中国是否愿意采取与“新型”关系相符的措施即使有违自身的短期利益也在所不惜？
我也了解对美国近来的行为中国也有所不满：美国没有遵守中美峰会时许下的诺言；美国挑起并鼓励中国邻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美国虚伪地指责中国的网络行为。在中国对美国“重返亚洲”或者说“亚洲再平衡”战略关切的背景下，这些不满尤甚。因而，中国也在自问美国是否是诚心诚意想要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所以事到如今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中美两国需要重新努力建立起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基本原则 和如何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的共识。这样的努力需要在两国政府最高层之间进行，需要两国国家领导人与其信任的官员共同参与。首先要进行战略对话，讨论两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各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两国应通过对话鉴别在未来十年内影响世界的全球发展趋势，而战略对话的重点则应该为两国应如何应对这些发展趋势，为各自的人民带来繁荣与安全。
在我看来，去年夏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中美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两国所需的战略对话仅一年一次是远远不够的。两国间的对话应该常态化，由固定的小组成员进行长时间、深入的讨论。要有持续性、关注点以及后续的保障。
我认为中美两国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人员之间，包括前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商业领导，也应进行对话以促进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对话。这些非政府领袖也许可以在两国政府官员进行官方对话之前讨论一些棘手的问题，从而使官方对话更富成效。
在双边进行持续战略对话期间，中美双方都必须要解决各自的一些问题。
美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不断强大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最终可能会与美国比肩？
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将打造规模更大、更具实力的远洋海军来保护其日益倚重的关乎能源、资源运输以及全球贸易的海上航线？
美国是否会愿意建议其位于亚太地区的友国与盟国约束自己，并敦促这些国家在一些使中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事务上与中国达成妥协？
我希望，经过大量中美战略对话，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美国以及大部分美国人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非常支持中国走上世界舞台。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把7国集团扩大成为20国集团同意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纳入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也都修正了各自的规则增加中国的权重。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美国的在华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全球性的挑战正威胁着几乎所有国家，这些挑战包括：全球金融体系不完善、工作机会不足、环境恶化、空气与水污染严重、潜在大规模传染病、粮食贫乏及安全问题堪忧、水资源短缺、能源不足、恐怖主义、核扩散、跨国犯罪以及贩毒等。以上这些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根除的，因此整个世界都需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角色。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相信美国已经准备好接受中国为保卫海上航线加强远洋海军实力的事实。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保卫海上航线的责任都是由美国海军履行的，让中国分担一部分责任对美国来说大有裨益。但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海军力量的透明度以使美国与其邻国相信中国海军扩张的目的确是保护海上航线无疑。如果中国的海军扩张疑似为了增强实力从而将美国海军从亚太地区驱逐出去的话，这不仅会使美国对中国产生猜疑和忧虑，还会让其他受美国海军保护的邻国担忧。
关于第三个问题，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与邻国之所以出现争端或问题都是因为美国从中作梗。与大多数的阴谋论一样，这一推测也没有事实依据。中国邻国众多，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摩擦，这是国与国之间行事的方式。美国督促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美国不插手亚太地区的经济、军事以及外交事务，那么中国与邻国之间可能会少些摩擦。但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美国不在亚太地区平衡各方势力，中国邻国对于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会更为担忧，那么摩擦与挑战也可能会更多。
由此又引出了针对中国的三个问题：
近期在亚信峰会发表讲话时，习主席表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一表态被解读为是在以较为尖锐的方式表达要将美国排除在亚洲安全结构之外。中国是否真的希望将美国排除在亚太体系之外？
中国是否认为可以在向邻国施加经济、外交与军事压力，以使这些国家放弃领土主张并做出妥协的同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中国是否认为二战之后确立的国际框架，即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法律架构，不能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从而需要推倒重来？
我希望，通过中美大量的战略对话以后，中国及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对于上述三个问题可以给出否定的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正在部署包括飞机、导弹以及潜艇在内的军事力量，这似乎是为了阻止他国军事力量进入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日本、菲律宾、台湾），并一直延伸到第二岛链（包括处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的水域。中国这样的举动在美国及其邻国的眼中看来是为了阻止美国履行与亚洲友国、盟国达成的条约义务和其他安全承诺。
我认为这样的举措给中国的邻国造成了不确定性、怀疑与警觉，这无益于中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一直以来都是促进稳定的力量，使中国的邻国不必因为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而感到威胁。美国的驻军可以说是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且帮助中国创造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所需的稳定国际环境。如果没有美国的保障，那么中国就要面对邻国日渐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风险。中美对话中中方强烈抗议的“遏制中国”政策将有可能被中国的邻国所采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对于邻国的领土主张的反应似乎已从“被动强势”转变成为了“主动强势”——主动向较小的邻国施加压力迫其放弃中国认为无理的要求和主张，这就是我在之前的讲话中提到的很多人对中方在南中国海与东海所采取行动的看法。在座的各位比我更加清楚，中国的这些行为在亚太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抵消了中国去年为加强与邻国关系所做出的善意努力。这还导致了中国的多个邻国与美国接洽以寻求外交支持并支持美国增加在亚洲的驻军。造成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不愿看到的，这意味着中国还需采取更多措施来使其邻国相信中国的好意。
以下是中国可以采取的措施。
最为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实施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演讲中所提出的方针。这意味着中国的行为需要显示出对国际法以及法治的尊重，对大国与小国一视同仁，并且要避免在没有进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这样的行为只会使邻国惊讶、不安。
这样来说，中国的好意需要通过具体行动表现出来。中国应尽快与东盟国家就中国南海问题达成的共同行为准则，并建立起预防机制以减少海上意外冲突的风险。关于中国东海问题也应达成类似准则。
最后，中国可以主动提出将与邻国众多的领土争端中的一项递交国际仲裁。这可以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对于法治的尊重。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希望中国可以认识到二战后建立起的全球治理体系事实上提供了促进中国崛起的框架。因而维持这些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坚持在这些机构中获得与其日渐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相当的角色，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但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保证这些机构成功运行的责任也会增加。在维护体系的前提下，中国完全有权利对体系做出修改。这些努力的目标当然应该是改善这些机构的作用并为各国的和平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与美国需要通过富有内涵、深度、战略的对话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以及如何成功克服大国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差异。两国领导人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就会从这样的对话而来。我会在今天下午举办的小组讨论会上展开更多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
斯蒂芬·约翰·哈德利：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席、董事长、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