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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翼思潮为何陷入停滞

发稿时间:2018-05-18 11:17:40   来源:《 人民论坛 》2018年第5期   作者:陈江生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冲击,原来以为西方制度、西方的“主义”已经是终极制度、终极“主义”的观点不攻自破,许多已经偃旗息鼓或者边缘化了的思潮又开始赢得了自己的市场。典型的就是西方左翼思潮有了新发展。时至今日,这种发展又呈现出新的动向。

  2008年危机引发了西方左翼思潮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度占据世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治、经济、人权、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危机日渐严重。到了2008年,危机首先在经济领域爆发。在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反思,其中左翼思潮秉承其较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较强的现实批判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表现出了强大的现实冲击力。

  一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展了自身。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的问题开始加剧。2008年的危机更把这些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暴露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批评力量,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因此而扩大,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2009年出版的《僵尸资本主义》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部门的过度自由和去管制化所导致的,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积累或推延。安德鲁·克莱曼于2012年出版的《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则试图恢复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这些批判在新的金融危机时代为左翼赢得了不小的声誉和更多的拥趸。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一本《21世纪资本论》更是洛阳纸贵,用“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的年代”的论断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产生了“皮凯蒂现象”“皮凯蒂恐慌”。人们对 “财富的积累”必然引起“贫困的积累”的资本主义现象有了直观的认识,直接推动了左翼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通过与“反全球化”的天然渊源得到了发展。虽然“全球化”为社会经济总体上的发展,对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作出了贡献,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也是显然的。尤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方面带来的负面作用,让那些自称为草根的受损者和自认为是受损者的人把所有的敌意都指向了“全球化”,因此“反全球化”也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借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左翼思潮得到了发展。也借着来自“反全球化”力量,左翼们赢得了许多阵地。

  三是左翼思潮的发展对各国政局和社会带来较大的冲击。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在法国,右翼下台,左翼上台,苏东解体后的全面右倾开始全面退潮。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用新自由主义解决问题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开始更多地关注失业问题、产业空心化问题。与此相应的,反思的一代开始形成,西方的许多人在对东方的崛起感到无所适从的同时,也在问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是否应该重新设计,包括融合左翼思潮中提出的方法来设计国家的发展。

  当前西方左翼思潮的几个新动向

  然而,西方左翼思潮毕竟缺乏成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指导,更多的只是针对某些问题的一些浅层次反思而已,所以其发展也会比较有限。2016年以来,已经有一些新的动向表明这一思潮的变化。

  在美国,左翼思潮已经开始退潮。特朗普的当选只能说明美国社会并不认同左翼的兴起。于是,比希拉里更“左”的桑德斯败了,而保守主义的特朗普又击败了希拉里。理想主义没有解决美国的问题,奥巴马执政时的一系列国际与国内政策,不但没有解决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让美国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困境与负面效应。这表明左翼即使有机会参与政治,其政治依然是不成熟的。因此,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不干了,于是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特朗普当选了。当然这种退潮并非暴风骤雨式的,反而还会有许多亮点。2017年,左翼论坛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召开了第一次左翼学者大会,在此次以“抵抗——战略、策略、斗争、团结和乌托邦”为主题的大会举行之后,美国出现了许多抗议特朗普政权的活动。因为,左翼不能从实践中解决问题,并不意味着左翼所揭示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左翼们揭示的问题存在,左翼思潮就会有市场。从长期来看,退潮也是暂时的。

  在英国,左翼思潮则处于一个找不到定位的区间。关键是英国人显然对英国的资本主义还能不能有效发展非常迷茫,因此到底该向左去还是向右去也很迷茫。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脱欧公投和公投的结果。一方面,有着深厚左翼传统而且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最好的英国本来应该留在欧盟,推进欧盟向左转,推进欧盟更多地采取关心更多底层人民福利的政策,但是英国却离开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本来是一件很“右”的事,但它却又是英国在一体化进程中没有获利或者获得利益较少的那些所谓的相对“低端”人口借机集中发力的结果。很有点“左翼民众干了右翼的活”的意思。这说明随着英国国家定位的不清,左右翼也变得含糊不清,人民更关注的是单纯的某个问题,而非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思潮向何处去,在英国也是不清楚的。大概一切都得等到脱欧完成以后才会有个新的说法。

  在德国,左翼会怎么发展同样是含糊的,远不像前一个阶段能够清晰地看到它在扩张。最为典型的便是默克尔组阁的失败。作为联盟党的领导人,默克尔已经连续四次成功当选为德国总理,然而在第四次以33%的选票“惨胜”之后,更是在两个月之后无奈地宣布组阁失败。此次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虽然再次成功保住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支持率上却出现了史上最低,所以不得不面临与自民党和绿党共同组阁的复杂形势,但是自民党和绿党在难民问题上的谈判却怎么也谈不拢。左翼所希望的是生态环境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社会更趋于民主、正义和公平、让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能够逐渐减少或者消失、实行无政府主义,实现共享机制等,因此代表中左翼思潮的绿党不但反对给难民数量设立上限,同时还要求“受辅助保护者”能够将其家属也带到德国来,这就遭到了代表中右翼的联盟党和自民党的强烈反对。终致谈判破裂,组阁以自民党宣布退出而宣布失败。一方面组阁失败,意味着代表中左翼的绿党的失败;另一方面表明了德国社会的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这种难以调和是左右两翼的难以调和。这种斗争的表面化当然意味着左翼思潮发展的不明朗。一边是默克尔对自民党和绿党的警告表明左翼势力的强大;另一边是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面左翼思潮的敌对力量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法国,左翼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表明左翼思潮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最后剩下了代表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勒庞和代表了中间派的马克龙。马克龙之所以获得大选胜利实际上和他的左翼出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他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左翼的胜利,左翼思潮的胜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社会对极右势力的胜利,勒庞冲击终于还是被其他各派联合抑制住了。但是力挺全球化和欧元区的马克龙到底有多“左”实际上很难说,虽然他早年就是个“左翼青年”,其思想不可能不是左翼思潮的一部分,因此说左翼在法国有进展也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其对手不是极右的勒庞的话,马克龙是否会当选也实在很难说。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法国左翼在2017年有太大的进展。至少,在人民中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所谓的胜利,可能更多是一时的。所以,可以说2017年法国左翼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会否有较大的发展还要再看。

  如何看待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

  从当前主要的西方左翼思潮的新表现情况来看,不确定性和发展停滞应该是主流。我们认为,这首先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明朗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之前一时期的反危机进入到了迷茫的阶段。在内部,危机过后的停滞让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是对的,“谁更能展现个人魅力就跟谁走”的现象不断出现,而个人魅力当然只能是一时的,如果不能解决那些人们期待解决的问题的话。在外部,来自于东方的新的理论、新的道路的竞争,有力的竞争使得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该怎么迎接挑战实现发展,西方社会当前是没有对策的,更不用说比较统一认同的对策。这同样导致了迷茫,不确定。社会发展的内外部不确定反映到各种思潮上,反映到各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上,也把思潮带入了不明确中。

  其次,不确定和停滞也是对之前一个时期左翼思潮发展过快做再思考的结果。以奥巴马上台和连任执政为标志,代表着自由、民主、平等、全球化的左翼在前一个时期应该是发展得很快的,但是这种发展又更多的是依托人们对金融危机的不满而获得的。因此,一旦看到左翼思潮解决不了危机所带来的问题,一旦看到左翼所主张的全球化等理念实际上对西方的许多民众并无好处,再思考必然出现。理论上再思考当然会引起在政治实践上的再思考,带来左翼和左翼思潮发展的停滞。

  最后,西方左翼思潮缺乏管用的指导思想,带来了其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西方左翼思潮能够在认真思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去批判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措施,这表明了左翼思潮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积极的。但是它虽然部分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但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运动。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彻底,其分析和目标也是不彻底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框架中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问题的,甚至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良策也提不出来。不会也不可能持续高涨直至彻底改变西方社会,只会一波一波地起伏,在人民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时有一些发展,当社会发展不明朗时就跟着不明朗,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繁荣期的时候回到低潮。

  【参考文献】

  ①张新宁、杨卫:《特朗普时代的左翼及其抵抗策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10月30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宫奕璐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