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摆脱危机的过程可能是W型的：在连续的经济复苏和新疫情之间长期振荡，结果逐步建立一种“新异常”。

　　最近的威胁越来越“非传统”，如恐怖主义和疫情，传统的军队不能很好地防御。甚至一些美国军队的长期坚定支持者现在也呼吁彻底重新分配资源，从传统能力转向非传统能力。

　　大多数西方专家希望加强全球团结，但多数人预计民族主义会增强。尽管如此，当前的疫情正在引发公共卫生应对的一些全球化，因为一些国家率先采用新的“最佳实践”，而其他国家最终也会效仿这些做法。

　　观念全球化可能会继续。尽管存在一些安全限制，但全球各地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仍可能促进更多的相互认同，尤其是通过分享应对疫情的经历。

　　本文借鉴了西方专家最近对疫情如何在经济、安全和认同三个方面改变世界的分析。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初步结论，包括各领域专家达成的一些结论。关于变化的基线。疫情的发生和应对的政治都强烈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境况，使它们变得更明显，特别是全球范围内富人与穷人间的不平等。就变化的程度而言，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影响就越大，反应越激烈，变化的程度就越大。然而，没人知道持续的时间，因此也就没有人能预测变化的程度。就变化的方向而言，疫情及其应对更有可能加速现有趋势，而不是逆转它们，但这一结论的真实性取决于人们对已有趋势的描述。例如，疫情前世界是处在一种特定的全球化还是已经开始去全球化了?

　　经济

　　在经济方面，核心内容是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包括人员、思想和情感的跨国流动。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涉及跨国流动的国民经济活动所占比例的增加，经济去全球化则意味着上述比例的减少，一些经济活动回归国家内部。多数观察人士预计，从中期看，这场疫情至少会导致某种程度的经济去全球化，一些作者预计，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将强势回归。疫情时间越长，国家化反应越剧烈，去全球化程度可能会越严重。

　　至于持续时间，是否会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样，出现一场短暂的疫情，导致短暂的V型衰退?还是较长时间的疫情和复苏，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呈现U型?或是健康和经济都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急剧下滑，呈L型，或者更糟(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2020/3/24)?随着疫情的蔓延，专家们的预测更加悲观。4月份时，形势变得“更糟”。摆脱危机的过程可能是W型的：在连续的经济复苏和新疫情之间长期振荡，结果逐步建立一种“新异常”。

　　一个实际的问题涉及对相关经济病症的准确诊断。主要问题是不是由生产中断引起的，可以通过调动人力来恢复吗?或者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像在大多数衰退中那样，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的“刺激计划”来弥补?或者主要的危险是重要经济机构崩溃的可能性，需要政府的“救助”，就像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大衰退”那样?或者主要问题是疫情广泛地破坏了普通人的就业和资产，需要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那样，通过政府补贴的紧急救济解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20/4/1)当前的疫情造成了所有这些问题，加重了经济损害，使政策应对措施变得混乱。

　　许多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许多明显的好处，但也产生了许多隐藏的风险，现在的疫情暴露了这些风险。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只有一些国家的经济会陷入衰退，最终会被其他仍然繁荣的经济体拉出泥潭。然而，当前的疫情正在同时摧毁所有经济体。与此同时，使全球贸易和旅行成为可能的全球交通基础设施，也使疫情在全球蔓延成为可能，它既帮助又阻碍了抗击疫情的努力。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而且有赖于在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及时”交付零部件和供应品。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一些作者将由此产生的风险归咎于企业和政府未能认识到这些风险，并采取行动避免，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未来如何降低这些风险?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仍然认为，人们不应该故意去全球化，因为贸易使全球福利最大化。一些人认为，即使可取，去全球化也不可能实现：生产链过于纠缠，生产者和消费者也过于纠缠其中(法雷尔和纽曼，Farrell & Newman，2019/12/10，foreignaffairs.org)。一些作者主张更多的“冗余”，创造多个供应来源。另一些人提倡选择性的“回流”，让关键产品的生产回归。一些作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要尽可能多地让生产回归，以恢复制造业就业并保护国家安全(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安全

　　在安全方面，核心内容仍然是基于当前军事能力和对未来联盟考量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全球化意味着把管理特定安全威胁(如世界大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力从国家委托给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地缘政治去全球化意味着将特定安全威胁的管理从国际机构下放到更低的级别：区域或国家，甚至次国家。

　　当前的疫情无疑是一种全球威胁，包括对各国安全的威胁，包括对军事安全的威胁。只要各国对有关的国际机构有信心，它们原则上就应赋予该机构更多的责任和资源，以此应对全球威胁。在各国对有关国际机构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可能作出向国家一级召回责任和资源的反应。对当前疫情的实际反应主要是国家或次国家。随着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对国际组织的使用越来越多，而美国对国际组织的使用却越来越少。没有国家的支持，国际机构本身就无法运作，因此它们越来越听命于崛起的大国，这让正在衰落的大国非常失望。

　　在地缘政治上，疫情和应对可能影响到短期的军事准备、中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和长期的大国兴衰。在短期，疫情可能会使军事人员患病，从而削弱战备，应对措施是将他们转移到协助医务人员或警察等文职任务。到目前为止，军方自己否认有很多损害，并声称即使有一点损害，也仍然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疫情的恶化，损害可能在地缘政治上变得重要。在中期，疫情和应对措施似乎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军事对抗，但不会产生实际的军事冲突。

　　从长远来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疫情进一步质疑了1945年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整体定义：传统的军事防御是抵御其他大国传统军事威胁，特别是任何竞争超级大国的威胁(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sevich，2020/3/26，tomdispatch.com)。最近的威胁越来越“非传统”，如恐怖主义和疫情，传统的军队不能很好地防御。甚至一些美国军队的长期坚定支持者现在也呼吁彻底重新分配资源，从传统能力转向非传统能力(马克斯·布特，Max Boot，2020/3/31，foreignpolicy.com)。

　　更重要的是，这场疫情进一步对1945年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战略提出了质疑(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2020/3/9，foreignpolicy.com)。他们的理想是，在自由市场和自愿联盟等自由制度下，自主行为者能够“自下而上”产生最佳结果。现实情况是，要取得可接受的结果，需要美国“自上而下”的干预。苏联的解体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单边主义，特朗普走向了自杀式的极端，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联盟。在疫情之前，国际主义者就已经认为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为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坎贝尔和拉特纳Campbell & Ratner，2018/2/13，foreignaffairs.org)。疫情强化了这一论点(赖特和坎贝尔，Wright&Campbell 2020/3/4，foreignaffairs.org)。更广泛地说，国际主义者认为，这场疫情证实了美国需要联盟，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无法独自对这场疫情做出充分反应，没有美国的领导，发达国家无法充分协调，而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美国的援助。因此，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必须是重建美国的联盟(谢克和黄，Shirk&Huang，2020/3/24，thinkglobalhhealth.org)。

　　认同

　　本文中，“认同”意味着行为者如何定义自己和自己的忠诚。相关的概念包括个人的经验和情感、集体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的文化。在全球一级，核心内容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谁的价值和对“现实”的定义将在国际组织和世界公众中占上风。认同全球化意味着朝着共同理解的方向趋同，这可能源于共同的经历，也可能部分是由全球霸权强加的。认同去全球化意味着相互敌视的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源于不同的经历，也可能部分是由敌对势力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所激发的。当前的疫情和应对措施当然是广泛共享的经验，但它们既可能引发相互同情也可能引发相互指责。大多数西方专家希望加强全球团结，但多数人预计民族主义会增强。尽管如此，当前的疫情正在引发公共卫生应对的一些全球化，因为一些国家率先采用新的“最佳实践”，而其他国家最终也会效仿这些做法。

　　一个主要的实际问题当然是疫情将如何影响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实力。他们的反应会加速所谓的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吗?许多西方专家说“可能”，少数人说“肯定不会”。不管怎样，这场疫情已使“软”实力对“硬”地缘政治的结果越来越重要。中国对疫情的最终积极应对所取得的明显成功可能永久性地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中国积极寻求的一个机会。美国最初反应的灾难性失败——不可原谅地拖延、智力混乱、行政管理混乱、可耻地政治化，甚至令人厌恶地腐败——可能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相反，如果中国的伤亡远大于已知，抑或中国经历一场疫情的回归，中国仍有可能失去一些软实力。中国的信息战略是传播公民和外国人可信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信息战略。可以说，两国都需要让自己的声音与当前全球共同价值主张更好地保持一致。

　　疫情和应对措施会改变全球话语的条件吗?例如，改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意思和它们的比例?一些作者借助这种宽泛的文明对比来解释各国对疫情反应的具体差异。然而，两个类别里的国家的应对措施却大相径庭。另一些人正确地坚持认为，更直接的解释是物质资源和体制安排、最近的经验和当前政治方面的具体差异。然而，文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具体的反应。例如，英美人的个人主义阻碍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对公众澄清：在疫情的情况下公共健康与个人健康有何不同?一些英美作者开始澄清，民主强加的集体纪律如何能够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小化。由于英美价值观是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这种澄清可能会改变未来的全球话语。

　　然而，观念全球化可能会继续。尽管存在一些安全限制，但全球各地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仍可能促进更多的相互认同，尤其是通过分享疫情和应对的悲情经历。这场疫情已经促使科学家之间开展了密切的跨国合作，以分析其原因并创造治疗方法，这是任何疫情后世界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