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经济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影响总体可控

发稿时间:2018-07-03 15:57:35   来源:国家发改委  

  时值年中,准确判断经济形势,至关重要。6月25日上午,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在发改委南楼215会议室里第三次举行。这期茶座围绕“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展开,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商务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刘军红、梅新育、肖立晟、丁刚、牛犁、杨长湧、郭丽岩、刘向东等专家学者,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严鹏程、副主任孙涛,综合司副司长袁达,财金司巡视员徐晓波,价格司副司长彭绍宗也深入参与了交流讨论。

  作为主持人的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在开场白中表示,近期以来的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而充满确定性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接下来三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被中美贸易关系、美联储加息、部分国家债务风险、国际汇率走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上涨等经济热点所充满。众多热点最终回归到一点: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国自身应如何应对?共同的答案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形势较好 各国以改革增动力

  尽管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但把握住总体性和确定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基础。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综合室副主任杨长湧认为,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但在大的长周期里面,去年以来,可能进入了一个两到三年弱增长小周期。2017年一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总体延续这一态势。

  世界经济出现向好态势体现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比较强劲,美国一季度增长率2.0%,处于近几年一季度增长高点;欧元区一季度增长2.5%,达到或超过欧元区潜在增长率水平;日本增长虽然不强劲,还在增长轨道上。新兴经济体保持中高速增长,或者摆脱衰退进入复苏增长。印度一季度7.7%,重回强劲增长。俄罗斯和巴西摆脱衰退以后,还在稳步增长阶段。南非尚未陷入衰退。

  杨长湧认为,驱动力有两方面。一是杠杆驱动。在欧日和主要新兴市场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的形势下,只要不发生大的风险,债务扩张会成为驱动最近两三年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的主要动力。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政策。美国减税政策的刺激效应有望持续到2020年,使美国经济年均增速提高1.2个百分点。欧盟2015年~2017年融科投资计划,日本2015年开始实行第二轮安倍经济政策,印度莫迪改革以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都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所副主任肖立晟认为,2018年~2019年这段时间,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失业率3.8%,是历史最低点,整体通胀率2.8%,也是最低点。在此基础上,叠加税改,预计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速达到3%很有可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表示,目前主要经济体形势较好,美国GDP预测增速在2.3%左右,日本在1.65%左右,欧盟在2%以上。亚行对新兴经济体的预测也比较乐观。企业收益也呈现较好表现,美股企业普遍收益率较好。不过,因规避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投资流向转移值得重视。

  关于持续增长,刘军红还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思考。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工业指数要高于GDP增长。在生产制造向新兴国家转移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工业指数高,也许意味着有效供给实际上是满足时代进步所产生的需求呼唤的供给。供需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更新与淘汰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供给过剩问题。突破后危机时代,一方面要考虑把东亚为主的太平洋西岸区域40亿人口的需求激发出来,另一方面是将相对稳定的个人需求、个人消费提升到一个档次。

  警惕债务风险 完善金融市场机制

  世界经济形势总体较好,不过风险点也在累积。杨长湧认为,当前风险点主要有三:一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二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与美联储加息产生的风险叠加效应。三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与美联储加息风险的触发点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债务。

  “金融危机以后,在美国长达七年的低利率水平下,新兴经济体债务急剧膨胀。一旦美联储基准利率越过一个风险点,新兴经济体马上面临两重压力,一是还本付息压力急剧上升,二是美联储加息一般会伴随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外债转换成本币成本明显上升,这点在今年上半年体现的特别明显。这两重压力之下,很有可能一些比较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就抗不住了。”杨长湧表示,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蒙古、埃及、巴黎、土耳其、墨西哥这样一些外债比较重、外汇储备还本付息能力比较弱的经济体,值得关注。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副所长丁刚表示,随着美元利率汇率的上升,新兴经济体发生区域性甚至系统性债务危机的临界点正在逼近。例如,乌克兰外债规模已经超过名义GDP。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的短期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之比超过或者接近100%,其中土耳其高达140%,这意味着仅依靠现有外储余额已无法偿还短期外债。截至去年三季度,新兴经济体以美元计价外债额达15.4万亿,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是2008年三季度的三倍。“(债务风险)就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头上。”

  丁刚认为,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一些宏观政策,如美联储加息以及缩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一方面提高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率,另外一方面使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外流风险,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经济复苏。

  市场数据显示,6月27日亚洲交易时段,美国2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收窄至33个基点,为2007年8月以来最窄,长短债利差正在追平。肖立晟表示,美联储加息配合缩表,一般会引起长短债利差趋平甚至倒挂。经验表明,长短债利差倒挂之后,往往跟随着美国经济一定周期的衰退。肖立晟认为,在整体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加息叠加税改,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助推作用。但是,税改透支了美国财政支出能力,且税改没有促进潜在经济增长。因此,2019年下半年是美国本轮经济增长由高点向下走的过程。

  美联储加息以及缩表的外部影响是什么?这就引出了汇率制度安排的思考。1997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实行固定汇率,美元升值,偿债压力增大,导致信用体系崩溃,金融体系紊乱,实体经济受损。但1997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开始采取浮动汇率,配合发行本币计价债券,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小得多。也就是说,制度性的安排可以减轻外部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这对我国也有所启示。肖立晟认为,我国在流动性收紧中,面临挑战和潜在风险,主要原因是相对波动性较低的汇率机制。“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波动率大概只有一半,波动率不足很难稀释外部冲击。”肖立晟认为,汇率改革进程需要加快,这不仅是市场实际需要,还因为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时有相关承诺,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列在日程表上的事情,需要早做准备。

  刘军红认为,我国应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开放,本质在于制度建设。金融市场建设本身就是金融战略纵深的建设,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当前应做好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准备。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下滑,现在就要为稳增长制订工具。同时,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过去充当世界经济体系最大的储蓄供给方,这一作用尚未有国家可以替代,我国在扩大进口、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不仅要考虑美国加息等风险传导至我国,也要考虑我国自身政策的外溢性问题,还要考虑在开放进程中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

  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传导 增强资源主动权

  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油价的上涨,市场感受十分明显。数据显示,6月22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75.5美元,比年初上涨了13.2%,比去年同期涨了67.1%。在讨论中,与会者认为,从历史价格曲线看,油价距历史高点还有很大距离,但就近几年而言,处于较高位置。分析其原因,与会者普遍认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交织,包括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全球金融货币环境变化等,但供需偏紧是主要因素。有预测认为,今年全球石油供需缺口可能由一季度20万桶/天扩大到下半年50万桶/天。

  与会者认为,对我国而言,要关注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国内的传导效应,同时增强重要资源的主动权。

  与会者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于我国国内传导的路径,第一条是通过进口渠道传导,第二条是通过金融市场渠道传导,因为大宗商品高度金融化,与期市、汇市、股市、债市高度联动,第三条是通过市场预期传导,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通过影响预期引发价格波动。

  在防范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方面,要做好六个方面:一是加快构建大宗商品监测分析预警的发布机制,完善预警器;二是着力防范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异常波动,增大国际金融风险;三是通过深化改革推动行业强身健体;四是以健全储备资格、完善调控手段为核心,来提升价格调控的能力,构筑缓冲期;五是利用两个市场,来保证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增强控制力;六是推升大宗商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发展,来提升话语权。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市场与价格所研究员郭丽岩表示,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性竞争,而是对“卡脖子”商品关键控制力的竞争。因此,未来大宗商品、小宗商品贸易板块发生变化之后,谁能掌握更多控制权、主导权,决定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竞争态势。

  郭丽岩建议,未来积极拓展对全球能源、资源供给的详细研判,合理提升自己的自给率。这个自给率不只是指自己生产的自给率,而是通过上下游同盟等方式能够控制的自给率。既要盯住具有实际控制能力的产贸巨头,也要扶持本国相应的产贸力量,增强大宗商品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在人民币结算和定价方面,郭丽岩建议,提高期货市场跟现货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抓住市场运行规律完善市场体系,优化投资者结构,更大力度引进实体企业和规范中介机构,使人民币计价铁矿石和人民币计价石油在交易过程中,能够先从区域性价格影响力起步,逐渐扩展到全球,建立更大的影响力。

  在本期茶座的最后,杨禹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要求,“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以及形势变化带来的风险”,此次茶座的讨论,重点研究了来自外部环境中的风险,有助于大家登高望远、居安思危,更主动地预判“危”、化解“危”,给自己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安”,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中国改革报记者 徐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