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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意象

发稿时间:2020-05-21 13:57:51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林雅华

  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意境”是一个内涵深刻、意蕴无穷的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意境”仅仅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或审美理想而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实际上,一个诗学概念,倘若只是一个形式概念,它便不可能具有深厚的底蕴和长久的生命力,衰竭而亡是早晚的命数。反之,一个能在历史中不断被激发而焕然一新的概念,其本身必定蕴含着人性或心灵中共同的要素。“意境”就是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充满生机的概念,而非仅仅关涉艺术的形式或技巧。换言之,“意境”不仅仅是一个作为客体的诗学理想,同时更是一个包含着主体价值判断、具有超越性的人生理想与哲学理念。

  天人之境

  人类历尽千万年的挣扎,经过伟大心灵的启蒙,始得以突破蒙昧,转入文明之境。在此之后,人类的追求不再满足于自然生存,而开始追逐人文、道德、理性与价值。它不仅进一步奠定了人类的文明地位,更为人类文明的深度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中国的这一时期,即是孔孟与先秦诸子们共同开创的光辉灿烂的思想时代。

  此前的殷商之际,在强烈的天命观笼罩之下,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人王的权命,都与自己的行为无关,归根结底要由天来决定。正如《礼记·表记》中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我们在后世挖掘出的甲骨文中也能清晰地看到,商人对天命的遵从,达到了“无事不卜,无日不祭”的地步。可以说,这一时期,人在与天的关系中是被动的。到了春秋时代,先秦诸子对殷商以降的祭天仪礼与巫鬼文化进行了重新诠释,开出了对于“天人关系”的崭新解读——“皇天无常、惟德是亲”。也就是说,天命是会变化的,它所眷顾的是有德之人。人能通过自身的修为,主动地觉悟、体认、恪守天道,从而唤醒自身的道德自觉、成就自我的内在德行,进而“以德配天”。就此而言,人不再是天命的被动承担者,而可以运用自身的道德、体认、修为主动地参与历史、创造历史。因此,从这一时代开始,神话与巫鬼之说渐次退场,伦理道德之仁、社会组织之礼、国家制度之法开始占据历史舞台的重心。

  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时代。尤其是在孔子那里,人的道德觉醒与道德自觉,不仅超越了天命的束缚,更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人文精神。他耗尽毕生精力,整理六经,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要通过人文道德体系的建构,绘制出“天人关系”的崭新面貌。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内在超越意识,不仅开创了中国德行政治文明的大传统,同时也开创了“天人关系”的思想基础。

  天命固然是运行无常的,但是,人的道德认知、道德觉悟,却可以经由“自强不息”而后达致“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意即,“因德而得天命”,天命是通过人的德行得以呈现的。就此而言,人并非被动地接受自然与天命的宰制,而是可以通过内在的超越,主动地体认大道,践行人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可以穷理尽性以知天,从而达成天道与人文的合一。换言之,人的才、性、心、知固然来源于自然的孕育参化;但是人对于本心、良知、善性与良能的修养与培植又是能够“以德配天”的。因此,这种“天人关系”、道德生命关系是彼此参化、并行不悖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究的是天人之际而非天人之分。正是在这个“际”上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广阔的思想空间;也正是在这个“际”上,我们才得以开出个体修养层面的功夫论,以及文化审美、诗学认知层面的境界论。

  境通天然

  《周易·系辞》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揭示了“言、意、象”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开辟了“意境论”的思想空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故而要“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并且要在“神与物游、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过程中,将心、神、情、意与物、象、境、景进行巧妙的结合。更首用“境”之概念,评论嵇康、阮籍之诗“境玄意淡”,深具“文外之重旨”。紧随之后的钟嵘则在《诗品》中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观点,从而为“意境论”审美概念的出现铺筑了至关重要的一块基石。

  到了唐代,繁盛的诗歌创作与品评鉴赏,最终推动了“意境”理论的生发与成熟。当然,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意境理论的成熟,既离不开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也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其背后深刻的哲学观念与超越意识。

  意境之“境”,其本义指的是某一范围的物质世界。这样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是如何与主观的意义世界产生关联的呢?这就需要开拓“境”的主体性,并且引入一个与主体更为相关的词汇。于是,“意”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主体性词汇,跃上了历史舞台,与“境”一起构成了唐人所欲表现的艺术之最高理想——意境。意境的构成,既源自于客体世界,又与主体心灵相契合。所以,王昌龄所作的《诗格》谈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概而言之,就是写物之境、写情之境与写意之境。

  唐代著名诗僧皎然的《诗式》又将意境研究推进一步,提出了“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命题。晚唐的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对“意境”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更加精准的总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具体来看,意境理论的第一点,是突出“情与思谐”,与之相应的是对文字言词的淡化,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语言仅仅作为境界的通衢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第二点是“思与境谐”。心物相接而生“境”,因此,境中自有“意”在,也即,境中自然包含着主体的沉思。然而这种沉思,“非关理也”,而是天然地蕴含在“境”中,与境相谐而生。第三点是“境通天然”,强调在协调思、情、境之中,追求自然融合。此时的意境既不同于现实之境,也非思与境的简单相加。换言之,意境具有生成性,“意”“境”相合,更至深远,具有“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正像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说,意境论中的这种层层相续、融合呼应的内在关联,不仅蕴含着对于诗歌艺术的审美追求,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深刻的“物—我,主—客,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

  无穷之境

  就此而言,意境论中的三重境界,从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层层相应,对“思”与“境”和谐一致的强调,让我们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始终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他不仅不能从自然中作为绝对主体独立出来,还要时时为自己的行动到自然中去寻找必然性的根基,以求得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

  天人有分,却天人不隔。意境论对“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追求,体现出了一种从有限至无穷、从有形至无形,从眼前之物,扩展到无穷之境的超越意识,它意味着一个无限广阔的生命空间与精神空间。一切世间有形的物体,无不从“无”而生,复又归于蕴含着无限和无穷可能性的“无”。人与自然,彼此融合,达于超越之境。意境论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追求,更体现了一种不脱离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功利世界的广阔精神自由。当然,从语词到意义的提升,从物境到意境的跃迁,依靠的正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种“感”是需要内在超越的体认功夫的。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无法孤立存在。如若孤立存在,不讲体认与感通,不讲天人之际的内在关联,就只能寂然不动,而无法感而遂通的。

  意境论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之际的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既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意识,同时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德意识。它不仅关涉人的生存所仰赖的现实世界,同时也指引着人的道德追求与理想化的精神世界。这种超越性的生命状态与理想追求,贯穿于中国整个的文化传统中。它在春秋时期所开拓的“天人关系”与道德意识,在盛唐以降所焕发的物我关联与生命意识,正是中国文化精神中至为深刻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