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逐步进入转型社会、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特殊时期，三大社会的同步到来使得社会治理成为一个尤为重要的现实议题。从世界银行发布的1996—2008年的世界治理指标可以看出，在最近十二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六项社会治理指标——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政府效能、质量监管、法治和控制腐败的发展状况进展十分缓慢。虽然期间有所波动，但起点和终点基本持平，有的还有所下降。这实则表明，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社会治理正在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信任缺失是社会治理的现实短板

　　面对烦扰缠身的社会治理，人们需要剥茧抽丝地看到，问题的症结乃在于缺乏必备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便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信任。信任缺失已经使社会治理裹足不前、步履维艰。合适的社会关系、紧密的交往纽带和积极的信任互动共同构成了社会治理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基础。如果将社会治理视为一种博弈，那么缺少信任为基础的博弈必将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囚徒困境”的悲剧将会不时上演。无数经验表明，社会治理既不能根据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推动，也不能一味依靠妥协让步来维持，而必须与社会成员的主观需求相契合，以社会成员的互惠合作和信任支持为基础。

　　虽然信任对社会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现实情况并不乐观：社会治理正在遭受信任缺失的巨大制肘，信任缺失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突出短板。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长期在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展田野调查。调研过程中，常常听到对信任缺失的感慨，深感基层正弥散着一股“互不得罪”的交往逻辑：干部不得罪群众，群众不得罪干部，群众之间也互不得罪。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当前基层社会“原子化”的典型特征，但深究之，这实际上凸显了基层干群之间的信任缺失。

　　在基层，缺乏信任的社会治理，留下的多只是不讲对错、不讲原则、只讲利益不讲义务的行为逻辑，“斗狠政治”颇具市场。尤其是在浸润市场意识比较浓厚的发达地区，信任内涵在衰落，居民不再接受信任规范的约束，不再惧怕舆论的谴责，不再遵从法律规范的最后“裁决”，不再相信政府的解释和说明。与其说“人家的事，我不好去管”反映了个人权利意识的萌生和增长，倒不如说这是信任内涵的消退，以至于在社区里居民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他想做的事情，为一己之利而损害公共利益；官员可以毫无顾忌地徇私舞弊、贪污腐化。信任的缺失还带来了公众交往的日益世俗化，公众之间不再有淳朴的互相体恤、彼此关怀的萌动，而是以物欲化、工具化的评判作为人情往来的既定规则，“对我有用吗”成为人情交往的最大法则，基于朴素的情感支持、互信互利的人情关系逐渐变得离经叛道，“有用则取、无用则丢”的处世策略甚嚣尘上。

　　非强制型政府权威是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

　　信任缺失在社会治理中的最大烙印便是政府的硬权力不断凸显，官民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断滋生。由于信任的缺失，政府的活动得不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公众的诉求也得不到政府应有的重视和解决，二者处于彼此焦灼的对立状态。长此以往，彼此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隔阂乃至误会，以致于信任合作的生态难以形成，“硬碰硬”、“斗狠”的心态和行为市场就应运而生。因此，日常生活中，“通不通三分钟”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方法，“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成为基层干部习惯性的思维模式，至于使用何种方式则是另当别论，而一般情况下，它多愿意借用硬权力，借用硬方法。然而，诚如门敬中所言，这种权力运用方式尽管可以形成一种“强制型权威”，却不利于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威望——一种“非强制型权威”的建立，而“非强制型政府权威”乃是现当代社会国家实现其和平发展与和谐稳定之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

　　硬权力的运用虽然在短期内容易解决问题，但遗留的后患不少，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社会冲突不断凸显，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前政府的治理策略出现了问题，政府很青睐硬权力，只愿意使用硬的解决办法，一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堵、控、压。这好比一个弹簧，压的时间过长，用力过猛，终究会反弹的。更重要的是，伴随硬权力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政府的信任度和社会治理绩效在不断消弭。

　　在现代社会治理非常注重官民互动的情况下，如果缺少公众的支持和配合，社会管理将从根本上丧失动力源泉。丧失信任的社会治理自然难以为继。因而，信任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信任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具有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