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他们的工资与低端劳动者趋同，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并且成为一些质疑者批评高校扩招的依据。理论和各国经验教训都表明，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劳动者人力资本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密切相关。用抑制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异于因噎废食。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他们的工资与低端劳动者趋同，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并且成为一些质疑者批评高校扩招的依据。理论和各国经验教训都表明，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劳动者人力资本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密切相关。用抑制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异于因噎废食。1990-2010年期间，在“普九”和高校扩招的教育大发展情况下，中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也仅仅提高不到3年，一旦延缓高等教育的发展，未来的劳动者将难以符合长期经济增长的要求。

　　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特征

　　应该说，高校扩招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和根本性的，使得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应对。这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按照习惯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2002年即在高校扩招的第三年，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规律性逐渐显现出来，认识不到的话则会误导舆论和政策。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特别是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之后，寻职者实现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要找到理想的工作，需要花费较多的寻找和转换时间。因此，单纯用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后的就业率，以及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进行判断，并不能得出关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优势的正确结论。

　　事实上，在经历了较长的寻职时间并实现初次就业之后，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仍然会处在寻职过程中。此外，较优越的人力资本条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有利地位。

　　人们一定会问，劳动力市场和政府的积极就业政策，究竟能够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做些什么。毋庸置疑，劳动力市场信号对于引导各当事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设想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失业、下岗现象，从而激励劳动者通过改变就业预期和就业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城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至今也不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上面。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是一样，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对于这个劳动者群体调整预期和寻职行为也是必要的。

　　例如，2013年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显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具有专科和本科学历的劳动者，不如具有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受欢迎。事实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还不如初中毕业生。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于持有较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较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者，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而仅仅持有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低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者，则相对不受欢迎。

　　这无疑意味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并非没有用处，只是学历所显示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能够转化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就业技能。这种信号向求学者提出了如何把学历与技能一致起来。同时这也说明，劳动力市场信号对于政府职能的发挥也是必要的。

　　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固然需要劳动力市场功能和就业政策给以帮助，但是，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当、教学质量低等问题，也可能加强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给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诸多课题。这些都为政府积极就业政策提出新的挑战。

　　不过，无论是上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还是劳动力市场释放出关于这个群体就业状况的信号，显然都不能成为减缓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理由。来自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不能支持教育可能过度的说法。

　　二、高等教育可能过度吗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期，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可圈可点，不仅巩固了以往的教育成果，而且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实现了教育的大幅度跃升。教育发展被转化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粗略地，我们可以把每年各级学校毕业未升学的青少年，看作是该级教育水平的新成长劳动力。在新成长劳动力中，仅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显著下降；相应地，初中毕业生比重大幅度提高，在90年代以后尤其突出；而自从21世纪初以来，高校毕业生比重迅速提高，继而高中毕业生的比重也提高了。这个变化趋势表明，伴随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新增人力资本反而大幅度增加了。

　　中国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良好势头，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迄今为止，教育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突出的政策效应，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产生的积极效果。然而，教育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一方面表现为这两项政策本身面临着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新突破上面尚未取得应有的政策共识。

　　普及义务教育的政府努力正式启动于1985年。虽然由于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因素，如为了达标而造成乡村的过度负债，一度出现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具有远见性的政策，对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果十分显著。然而，随着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已经很高，目前已经显现出政策效应递减的趋势，即总体来说，义务教育不再能够对于明显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做出很大的贡献。

　　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初衷是延缓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出乎意料的效果，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由此进入大众化阶段。一年内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5万，蹿升到2012年的680万。高校扩招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附带效应，那就是拉动了高中入学率的提高，两者共同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正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往往伴随着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相对降低等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这导致形成一股批评浪潮，认为扩招带有某种盲目性，以致政策上也开始变得谨慎，2008年之后招生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在上述政策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大幅度提高。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直至2012年才终于实现。但是，这个数字足以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弄清楚，有哪些因素已现端倪，并可能在未来阻碍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着教育可能过度发展的担忧。当然，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人们才会做这种猜测：是不是我们本来不应该如此大规模地扩大高等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根据人力资本回报率来判断高校扩招是否盲目，或者回答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导致教育过度的问题，是简单且直截了当的。无论是使用扩招前的数据还是扩招后的数据，计量经济学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较低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更高。

　　在这些研究中，使用扩招后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更有意义，因为扩招之前由于大学毕业生比重很低，物以稀为贵，得到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如果在扩招之后，高等教育仍然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则意味着这个扩招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例如，李宏彬发现，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凭的雇员，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雇员的幅度继续提高，2009年达到49%之高。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劳动者群体的就业面过窄。中国就业者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2010年为10.1%，比美国2006年40.1%的水平低30个百分点。把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相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即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比重甚至高于美国。

　　而那些直接生产性行业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比重，中国比美国要低很多。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3%，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8%，美国为27.1%；在商业、贸易、餐饮和旅游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1%，美国为28.6%。

　　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自愿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的低端就业岗位。一方面，直接生产性行业对高端劳动者的需求增长，有待于这些行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只有发挥市场力量，经过从寻职、待业到就业，从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才可能实现大学生就业结构的更加均衡和多样化。这个转变过程也是一个劳动者遭遇冲击的过程，无疑需要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我们还有必要跳出即时回报率这种功利的考虑，从更长远的视角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表明，受体制制约因而缺乏创造力，的确是中国的现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直至去世之前，在病榻上仍然思考着，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一位美国的百岁老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去世之前提供了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个创意（ideas）的市场。市场，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舞台或者平台，思想或者创造力藉此得到孕育、诞生、哺育、激励和成长。因此很显然，大学的健康且快意的发展，是产生这样一个市场的前提。中国的大学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但绝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的理由。

　　三、高等教育发展机制

　　凡事预则立，为了防止真有高等教育过度的情况发生，一个有益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逐步让家庭承担更多的大学教育支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如果把教育的社会回报由高到低排列的话，依次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较高阶段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很显然，私人回报率高的领域，则应该更多地引导家庭和个人的投资，而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适合由政府更多埋单。

　　说到政府买单，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公共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即按照2012年的GDP总量计算，公共教育投入规模超过2万亿元的情况下，这笔宝贵的资源应该如何配置，才可以达到最有效率呢？

　　我们先来看一种可能的不合理情形。中国政府提出从2012年开始，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要占到GDP的4%。设想一下，这个公共教育支出比例被落实到每一级政府意味着什么？拿许多大银行总部所在地，因而集中了全国GDP一个很大比重的北京市西城区，与不发达省份贵州省最穷的城市六盘水市相比，常住人口人均享有的公共教育支出，前者至少是后者的十几倍。这样的公共投入差别能否做到既公平又有效率，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让我们再回到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来。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是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资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于2003年指出，中国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都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既缺乏公平性，也不符合效率原则。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相应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已经愈演愈烈。一个好消息则是，在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则愈加显现其报酬递增的优势。所以，社会资源从物质投资领域更多地转移到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必然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虽然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报酬递减的特点，但是，此时此地的有限教育资源如何在各级各类和各地区进行配置，也存在效率差别。例如，同等数量的公共教育支出，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投入效率，要大大低于这笔钱配置到在六盘水市的情形。因此，我们依据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从各级各类教育面临的问题出发，对中国教育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给予充分的公共资源投入责无旁贷。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

　　自从中国跨越刘易斯转折点，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中国。中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

　　由于这个教育类别具有私人收益率高的特点，劳动力市场激励相对充分，因此，应该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投入的力度应该低于普通高中。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