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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十四五”,解放思想新开局

发稿时间:2021-01-29 13:01:26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尊敬的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发言的题目是“承前启后‘十四五’,解放思想新开局”。

  当下,2020年经济运行基本情况已经有主要数据的公布,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继续经历着阶段转换有经济下行压力,又叠加上了美中贸易战和2020突发的新冠疫情冲击的“三重压力叠加”的运行状态之下,大疫之年,大考之年,我国已经交出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这样一个答卷,我们年度的增长速度是正的2.3%。

  换句话说,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以及美国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的距离,在这一年又明显缩小了,中国在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地上旧貌换新颜,创新发展中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外贸总额和制造业规模第一、14亿人达到全面小康状态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且我们有首屈一指的成长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都还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在配套改革中比较好地匹配上法治化、民主化,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潜力和红利将极为巨大。

  全面小康以后,按照现在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部署,“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这具有经受历史性考验上一大台阶的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后我们在“十五五”期间,现在看来总量上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也就是邓小平当年勾画的“三步走”,最后见眉目的时点上,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以,当下应该讲在大疫之年、大考之年之后,承前启后的中国奋斗历史使命,就摆在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面前,而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中国奋斗,呼唤着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所以,接下来我愿意简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历程。

  一开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时的主题报告,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事求是,被邓小平和我们的党的领导人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实践反复证明,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在科学的认识论视角上,这样的表述,就是讲真正的科学和科学指导下的实事求是,是不承认、不陷入任何教条的。

  在这样的思想路线指导下,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有了一个认识突破,思想解放的成果就是我们的经济形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说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落到了商品经济上,邓小平说这个决定“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这是思想解放引出来的新的认识在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和表述。

  再往后,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式的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出了对于整个全局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指导,直接引出当年10月份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作为研究者,有石破天惊般的感受,带来了整个局面中社会成员的振奋,我们终于在邓小平晚年的“天鹅之舞”给出的思想指引之下,形成了一个最高层面所确认的权威性的认识——我们所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思想解放,推动了其后中国经济在重重挑战和困难面前,有了凯歌高奏般的一种超常规发展过程。

  一直走到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的领导集体形成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新的一轮《决定》的时候,又一次在思想解放的路途上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认识——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终于由思想解放的推进,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作用,在这个表述下说到位了。

  再接近当下,我们需要重温2018年1月23日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这是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央精神。它的针对性,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破解思想僵化的束缚,改革在深水区要攻坚克难,要消解由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猖獗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阻碍因素,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有“顽症”特征的,但是中央几次发文强调必须加以破解,要促使工作一线的同志们“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

  回顾这些思想解放历程,使我联想到其精神指引下,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现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都必须联系思想解放指导方针来进一步深化认识。比如大家都关注的民营企业发展问题,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初期,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先是有了农村区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机制跟市场经济天性的对接,启发和呼应的是在城市区域有跟市场对接的一些探索,除了那时回乡知青的劳动服务社等等,也开始有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北京第一个个体餐馆的正式注册,就成为当时的一个突破。以后在认识上,我们的思想解放有一个阶梯式的不断发展过程。一开始的官方表述是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个体经济必然要引出它在发展过程中雇工规模的扩大,从而又引出所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再往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首次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思想解放中引出更高的评价。

  1988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此给出了具有法律性质的承认。到了1993年小平南巡之后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重要文件——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指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首先明确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997年,十五大上,又把我们的认识,表述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到千年之交之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包括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4年3月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民营企业家“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政治地位。2005年中央推出“36条”支持引导个体私营非公经济发展的文件,以后又有一系列新的文件。在2007年通过物权法,在法律形式上进一步提高了产权保护的规范性。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两个平等”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最近几年中央多项文件、多次重要会议和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于认识表述上有非常高的站位而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因素”,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显然这是一系列思想解放引出的认识升华,形成了对现实生活中由思想解放而带来的可以推动生产力解放的重要精神作用与文明进步的力量。

  再往下,我想进一步从学者的视角上探讨一下,由思想解放推及“思想市场”概念的探讨。中国在“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冲关期,这种思想观念的创新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各个方面已经越来越看重的思想市场,英文的表述是“Marketplace of Ideas”,我的直观感受上,首先有比喻的意义。讲“市场”有一种“在商言商”的性质,比喻过来,实际上讲是的“竞争”,“真理不怕批评,越辩越明”是大家的常识,所以,这些念头、想法、创意的竞争,是非常必要的,不可能“定于一尊”式地垄断思想和观念,所以,有实际生活中百家争鸣机制的存在、运行的必要性。

  科斯提到中国缺乏思想市场问题,使这一概念在中国更变得广为人知,他说这是中国经济在取得令人惊叹成绩的同时“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人们对此的具体理解上,也是见仁见智颇有差异的。

  考证方面来说,现在可以查得“思想市场”的概念,是由美国大法官霍姆斯1919年在亚伯拉姆诉合众国一案中首先提出,后来这个概念成为西方传媒理论和传播法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有影响的概念。人们追溯了它在西方哲学思想传统中的渊源,另外也提出了相关“市场失灵”等问题的通盘讨论。

  我个人在逻辑思维主线上的理解:思想市场是与知识和观点相对应的交流场、舆论场和要素市场,基于各国宪法都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现代社会都肯定的政教分离、媒体本应具备的合理的独立性、现代市场经济必备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使它的正面价值得以成立。

  具体分析思想市场,似乎应该指出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市场化意义的知识产权市场,再一个是比喻意义上的学术理论、观点的百家争鸣制度环境舆论场。习仲勋同志生前主张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这就应当属于和思想市场相关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中国冲过“历史三峡”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下我特别愿意借用海南新任书记沈晓明同志在海南讲话的句型,就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创新”,这样才能支持我们实践中创新“第一动力”和创新作为现代化全局“核心”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社会科学视域下作思想市场概念的试解读,我也愿意在这方面谈一下自己的初步看法。

  第一层面,我认为应该紧密结合于“思想解放”,“真理不怕批评”,决策的“兼听则明”,学术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这些联系认识思想市场的概念(这个视角上更多涉及的是英文的“thought”——在汉语里直接翻译过来即是人们所说的“思想”概念)这方面的制度和规则建设,必然内在于法治化、民主化和“走向共和”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历史进程。实话实说任重而道远,但我们要认清大方向,砥砺而行,力求行稳致远地使之在中国成熟起来。

  第二层面,社会科学的思想市场必将对接思想、智力成果的“购买服务”,智力产品的市场机制(这更多涉及英文里的“idea”),各级政府、企业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他们有需求,希望得到思想和智力成果的支持,这些在许多情况下有必要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接市场机制。其实,现在非常重要的“人才的供给”,很多情况下是人才“不求为我所有,而求为我所用”,要发展这样健康的购买智力服务机制。这些年在社会科学视域下的我国思想市场中,已经形成一些值得肯定的明规则——智力思想产品的具体形式,有课题报告、规划方案设计、讲座、咨询、论文等等;也存在着社会上相关的潜规则,其中合理的、不尽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并存。我们需要遵循科研规律,结合科研、教育领域制度规则的改革,来动态优化中国思想市场方面相关的所有制度建设因素,以支持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一个不断的进程。

  我的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人物介绍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54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著名财经专家。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税务学会、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等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和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2005年7月12日受温家宝总理之邀,2006年7月11日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成果:·《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财政与发展》(主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主笔,远东出版社2000年)·《中国财政50年》(总纂、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财政通史》(多卷本专著,任副主编及当代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部门预算问题研究》(主持之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公共财政与公共危机:“非典”引发的思考》(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从民怨到民享——地方税费改革研究》(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2001年)·《教育投入问题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合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