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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从依赖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向创新驱动

发稿时间:2019-04-08 16:24:34   作者:贾康

  今年以来,新常态这一说法逐渐成为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现状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7月两次公开提到“新常态”后,11月9日进一步概括新常态的特点,并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意味着,对新常态的判断和表述更系统、更丰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对新常态的特点,以及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机遇等热点话题进行解读。

  记者:如何结合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待新常态?

  贾康:按照习近平主席11月9日的演讲精神,可以将新常态的特点概括成3个关键词:中高速增长、结构升级、创新驱动。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的多项关键指标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新常态唯一的表征和最关键的指标,但首先需对应的还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而GDP指标上减速下行的问题。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和对待目前经济增长“探底”过程,将过去的发展状态与现在进入新阶段的演变和应取得的相对稳定的新常态衔接好。

  新常态在实现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基础上,应能落在一个尽可能长时期展开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并对接于2050年实现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

  记者:在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您怎么理解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

  贾康:我认为,在“三期叠加”之上,更需要注意的是“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的又一重叠加。因而,关键就是要用制度供给来激活供给潜力,争取未来更为合意的升级版增长前景。过去我们曾反复讨论,认为新常态下有挑战也有机遇。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国家决策层更强调对机遇的把握。新常态下的机遇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下行的态势给各级政府和许多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但同时也形成促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从企业来看,较为普遍的反应就是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凡能完成的订单,都是较高质量的。这就是在由市场主导的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以竞争压力转变为升级换代动力来提高核心竞争力。

  第二,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看过去发展状态与新常态的衔接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促改革”,就将有望相对顺利地趋稳,并通过调动各种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的努力,能够完成一个“蓄势”的阶段,进而迈入长期的中高经济增长速度区间的阶段。

  记者: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将对改革产生哪些影响?

  贾康:现阶段,我国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等大的演进趋势面前,所具有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清晰可见。譬如,在经历此前若干轮的建设与升级换代改造后,我国的基础设施目前依然存在着较为迫切的、进一步换代升级的需求。从我国高铁客运所经常面对的“一票难求”的旺盛需求,或其他领域“局部短缺”现象,不难观察到未来通过进一步激发产能的利用能力,增长空间和需求释放以后,由供给的回应所能形成的支撑未来继续增长的条件。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调研中发现,这些增长的空间,还包括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技改换代空间、服务业成为长期增长新引擎的空间、环保产业应运而生的增长和支撑作用空间、地区间的梯度推移空间、消费占比低的调整和人均收入增长空间……所有这些空间的打开,潜力的释放,莫不需要以改革来“激活”,以制度供给来提供放大“乘数”。因此,走入新常态,也就意味着改革联动深化不可逆转,改革攻坚克难势在必行。

  记者:对市场经济主体来说,此次习近平主席的论述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贾康:首先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根据习近平主席的论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而且,随着转型升级力度加大,总体市场环境将不断改善。中国经济正从过去依赖资源投入和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向创新驱动,这其中包括科技、经营模式等多种创新。

  其次,随着竞争区域充分、动力和增长点多元化,各行业和企业应当准确定位,根据自身的特点应对新常态下带来的挑战。在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处理好风险管控问题。

  再次,继续下大力气简政放权。今年上半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点改革任务中,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145项,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出了80个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的示范项目,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公车改革正式出台,国有企业改革重大试点的启动均有序推出,在法治化概念下推出“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这些改革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将显著减少市场扭曲,优化市场投资环境,助力长期行为,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减少过去种种扭曲因素对企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创业、创新、释放活力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将进一步打开。

人物介绍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54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著名财经专家。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税务学会、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等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和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2005年7月12日受温家宝总理之邀,2006年7月11日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成果:·《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财政与发展》(主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主笔,远东出版社2000年)·《中国财政50年》(总纂、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财政通史》(多卷本专著,任副主编及当代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部门预算问题研究》(主持之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公共财政与公共危机:“非典”引发的思考》(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从民怨到民享——地方税费改革研究》(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2001年)·《教育投入问题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合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