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战略形势，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准确判断当前全球安全形势，是正确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同志辩证把握和平与战争、发展与倒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主要关系，对全球安全形势作出科学判断。
和平与战争——和平力量远远超过战争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他既从静态视角考察和平与战争的力量对比，又从动态视角呼吁各国维护世界和平。他引用瑞士作家黑塞的名言“不应为战争和毁灭效劳，而应为和平与谅解服务”，主张各国尽力维护世界和平。他还强调“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让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为推动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发展与倒退——必须攥紧发展这把总钥匙。习近平同志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他全面辩证看待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既清醒地看到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全球11亿人脱贫等有利因素，也敏锐地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南北发展失衡、8亿多人仍在挨饿等突出问题。他强调，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发展来解决，“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他还科学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联系，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为各国进一步重视发展引路导航。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要解决问题而不能因噎废食。近年来，逆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经济全球化被描绘成“潘多拉的盒子”。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针对性批驳了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同时指出，“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但搞保护主义和打贸易战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全球化引发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为各国把握和处理全球化问题抓药开方。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重视疗治旧疾、关注应对新患。习近平同志多次提醒世人关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等传统安全痼疾，同时又呼吁关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带来的新患。他在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为中国和世界在上述领域的新患旧疾望闻问切。
在纵览全局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针对当前时代特征，他强调“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这不仅科学判断了全球安全形势，也正确指明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要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为引导其他国家正确评估全球安全形势作出了表率。他提出了中国梦的思想，并赋予中国梦世界意义，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帮助。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必将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致力于为实现中国梦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本身就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提供的动力和保障，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把握世界根本主题上的理论胆识和实践睿智。
确立战略目标，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方向
确立科学的战略目标，是战略构建的关键一步。习近平同志多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今年1月又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系统深入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今年2月，这一目标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事实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条总纲和主线。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超越于具体的外交理念和实践，既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也为全球安全治理确立了战略目标，提供了顶层设计，指明了努力方向。
从时空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哲学高度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指出“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从而为各国通过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争取共同安全确立了重要理论前提。
从纵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贯穿周边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等各个层面的一条主线，为从各相关层面深入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从横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建设、安全、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这也为从各个具体领域全面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总的看，习近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确立了战略目标，全面、系统回答了全球安全领域“为什么要治理”“能不能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等基本问题。这一卓越的理论成就必将指引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入发展。
完善战略布局，为全球安全治理构建发展框架
战略布局是对战略目标的展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同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发展作出顶层设计。这其中尤以开放和共享理念对全球安全治理最有启示意义：开放理念是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共享理念是当代中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要求。坚持开放和共享的理念，让各国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共享全球安全治理成果，是全球安全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同志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要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是我们党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布局，也为全球安全治理如何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规划了系统、科学的战略布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在地包含着国际安全的内容，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随着中国与世界日益高度融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旨归，主张各国实现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摒弃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旧观念，在国际上树立起一种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为全球安全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和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方案。
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习近平同志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主张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安全领域各主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强调要统筹应对、标本兼治。他指出：“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他还指出：“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谈到近年来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时，他强调，“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在谈到应对国际卫生安全事件时，他主张：“世界卫生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的援助。”将各领域安全子系统放在总体安全的大系统框架中予以考察，综合研究其内在联系与发展变化，统筹提出相关解决方案，这是习近平同志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又一创新。
由此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不只是中国一国的国内安全战略，而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明确了战略布局，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思路，是全方位增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解决方案，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国际安全方略。
推进战略实践，为全球安全治理赋予新内涵
习近平同志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事实上，中国向来强调战略推进，强调通过自身的实践将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的理念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全方位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入发展。
维护核心利益，明确治理底线。中国一贯重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被列为前三条。习近平同志强调主权平等原则，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他多次声明，“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的风骨。
这些主张和实践，事实上划定了全球安全治理的边界，保证了全球治理不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是修理对手、颠覆政权，不是恃强凌弱、以富欺贫，而是各国家主体的平等友好协商，是“世界的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
致力于理念建设，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理念：
一是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建立命运共同体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共同目标，以共同利益为共同基础，以共赢为基本准则，以合作为主要方式。这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是要求践行正确义利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强调在国际合作中义利并重。这是将中国传统对“义”的推崇与推进全球安全治理的完美结合，是以中国价值引领全球安全治理。
三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该安全观已成为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为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对外安全合作提供了有力指导，而且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智慧。
此外，习近平同志基于文化自信，还在国际上积极提倡“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这些中华文明精华思想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养分。
推动机制建设，完善多层次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搞好机制建设是巩固合作经验、保障理念建设顺利落实的重要步骤。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机制建设，为完善多层次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奠定了基础。
一是稳定大国合作框架。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对全球安全治理至关重要。中国强调自身的大国担当，也主张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大国战略沟通与协作，主动管控分歧，推动实现共同安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将中美高层沟通机制拓展成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为两国维护战略稳定、避免误判、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欧建立了“四大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得到深化。此外，中国还积极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为最终取得这一大国合作重大成果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促成了这一“冷战以来国际社会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的典范”。
二是支持联合国在多边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中方重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主张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解冲突。中国积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建立维和待命部队等实际举措，支持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三是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从习近平同志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参与各方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一带一路”已成为各方积极参与推进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中国突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中国强调伙伴关系的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为全球安全治理树立了范例。
四是加强区域安全合作。中方重视建立和完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上，倡导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方还重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主张发扬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
完善相关国际规则，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法治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对此，习近平同志主张开放包容，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
对已有的相关国际规则，中国主张加强履约实施。“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核安全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2014年，他在海牙峰会首次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2016年，他在华盛顿峰会上倡导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今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倡导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强调“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今年3月，中国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及就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所提“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就推动相关交流合作提出中国主张，为破解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赞同。
此外，中国在实践中，一方面紧紧抓住促进发展这个中心，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治本之策。另一方面主张综合运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生态等各种手段，务求增进安全治理的实效。这实际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际层面的运用，对推动国际安全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塑造国际安全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世界意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它直面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通过综合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从历史观、发展观、文明观、价值观等角度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创新，通过树立新理念、建构新机制、培育新动力、制定新规则、促进新实践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破旧立新、除旧布新，全方位充实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内涵。这充分体现出习近平同志在把握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上的理论胆识和创新气魄，推动中国主动融入、积极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它不仅将对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作出重要贡献，还会对塑造国际安全秩序产生积极影响。当前，国际安全秩序仍处在从两极格局下的对抗型安全秩序向多极化格局下的协商型安全秩序的转型之中。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为推动这一转型的顺利实现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外交部军控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