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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红丽:农村改革重点不再是土地改革而是劳动改革

发稿时间:2012-09-11 00:00:00  

  8月2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京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该报告通过对比2009年至2011年以来我国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轨迹指出,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呈较快增长趋势,农民的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正在提高,外出务工正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学者指出,由于非务农性收入带来的农民收入差距的日渐拉大,目前我们关注的不应该再是土地改革,而是劳动改革。

  学者们认为,该报告以实地调查为基础,覆盖范围涉及中、东、西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数据翔实,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农民收入增长 享受型支出增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了实时、动态地观察、记录、研究农村的变化,自2009年以来,该院正式启动“百村观察”计划。每年寒暑假,课题组均组织师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6000多个农户进行经济状况调查。

  此次报告是从农民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生活感受和农民经济状况指标等多个方面,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的248个村的6192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课题组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纵向分析对比显示,2009年至2011年,农民家庭现金收入呈连年增长趋势,平均年增长率均超过10%。

  随着收入的增多,农民的生活日渐丰富多彩。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日常开支中,通讯费用,特别是手机通讯开支成为农民日常开支的重要部分,护肤化妆品也逐渐成为农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农民的饮食消费上,肉类消费比重超过了蔬菜消费,农民在“吃饱”的基础上开始追求“吃好”。第三,农民住房逐步完善,家用电器日趋普及。超过88%的农户拥有一处房屋,超过10%的农户拥有两处及两处以上房屋。97.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手机、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脑、空调等家用电器日渐普及。

  此外,与2010年相比,农民的食品支出减少了27.63%,衣着支出增加了近1倍,交通通讯支出增加了1.3倍,文化教育支出增加了3.4倍。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徐勇指出,农民用于饮食等生存型消费的比重下降,对穿衣打扮、文化教育等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支出大幅增加,表明农民生活消费正在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

  外出务工成影响农民收入决定性因素

  根据联合国对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恩格系数在30%—40%之间属于相对富裕。据该报告显示,2011年,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系数为37.1%,较2010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是,整体相对富裕中不容忽视的是单个农户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

  按照联合国规定,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属于相对合理区间,0.4则是国际警戒线。该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对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指出,调查数据显示,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合理区域,但不能忽视的是正在逼近国际警戒线。

  按照调查组的统计,从整体来看,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有10倍之多的差距。从分区域考察来看,各区域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大小不一。其中,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

  课题组通过调研指出,引起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即外出务工收入。调查显示,2011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户家庭现金收入比重为65.72%,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不足三成。而务工家庭户均收入是务农家庭的2.27倍。调查组认为,由此可见就业的工农差距是我国农户收入分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受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家庭结构对农民家庭收入影响也较大。体现在数据方面则是,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的户均现金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而空巢家庭的户均收入则不足2万元。

  徐勇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贫富差距主要源于农户占有土地数量,但现代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已经转化为就业与分工的差异。可以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在农村的集中体现。

  学者建言多途径应对农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农民消费趋势的变化及收入结构的变迁,既是社会经济、社会形态发展转变的成果,同时这种新现象也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徐勇指出,该报告所显示的我国农民经济状况的新现象包括,第一,非务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状况已经被打破,现代农民已经跨出村庄,成为“工农户”,即有务工和农业双收入。由此,我们建议,政府对农村居民,不仅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同时要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第二,该报告打破以往都是全国性基尼系数的状况,首次形成针对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进而客观反映出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社会分化问题。第三,农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这对农民形成压力感。这种压力感使得很多农民离开农业的现象值得注意。如果大量农民都离农而去 ,那么会给以后的农业发展带来突出的问题。第四,我国农村的民间借贷日益活跃。这种现象说明,我们一部分农民的日常生活确实缺现金,另外一个现象是一些借贷资金开始用于发展,而不是用于日常生活。

  针对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邓大才认为要理性看待。他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助于激励农民积极致富,同时也在提醒政府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社会保障要做到位,就是要保证低收入群体不愁衣食住行,这样即使收入差距适当拉大,也不会产生大的问题。二是现在农民的收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要积极主动地为有条件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条件。

  徐勇说,由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我们要着重考察的是导致这个系数背后的原因。以前,农民收入差距是源自土地的非流动性的差别,而现在的差距则是源自劳动力的动态差距。只要家里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就可以随时改变家庭收入状况。这是一个历史性变化。对于这种动态的差别,我们不要回避,要更加重视,因为差别过大会引起重大社会问题。包括,越来越多的农民会弃农而去,急于通过进城务工改变自己经济状况,往往会不择手段,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不再是土地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劳动改革,即给城乡居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劳动保障。

  对于目前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农民经济状况所产生的恶化影响因素,邓大才指出,现在国家针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补贴、新农合、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实施和完善,政府正在这方面作积极的努力,已经取得成绩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覆盖面、指标数量、保障额度上还有待加大投入力度,保证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活。徐勇指出,甚至可以通过“瞄准对象,分类解决”来保障农村特殊群体或由特殊原因导致的贫困群体的生活,以此解决由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