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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化改革跨越“转型陷阱”

发稿时间:2012-02-07 00:00:00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之行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开放陷入停滞的历史关头,“南方谈话”澄清了诸多是非观念,平息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扶正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航向。此后多年间,中国人民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崭新局面。这是宏观层面上“南方谈话”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贡献,对此,历史已有定论。

  微观层面上,“南方谈话”同样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生机与亮色。其亮点之一便是“九二派”的诞生。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九二派”企业家。这些颇受推许的“九二派”企业家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同期无数青少年和创业者推崇的偶像。“九二派”的诞生及其引发的社会风尚足以证明,“南方谈话”促成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必讳言,在改革开放三十三年、“南方谈话”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尽管从数量与规模层面看,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连年跃升,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从质量和内涵层面看,中国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失衡、市场力量处境尴尬、财富分配不合理、发展动力难以持续等诸多弊端,这些弊端如果不予以及时矫治,中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

  如果说,在“南方谈话”之后几年里,是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主动上位、计划经济步步撤退被动让贤的好日子,那么,当下则是行政干预再度强化、市场力量备受掣肘的尴尬时光。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以来,垄断性央企在政策眷顾下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政府深度介入土地收益分配并优先自我分肥,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日益向权贵阶层集中,公务员考试挤破门槛加剧行政机关膨胀,如此等等,与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雨后春笋般大发展、政府机关精兵简政、“下海”创业潮风起云涌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是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的表征,它提醒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出现了若干偏差,换言之,本应继承“南方谈话”精神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南方谈话”所内含的让经济发展更加市场化、让财富分配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取向。

  在“南方谈话”十八年后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由此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那时起,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益升温。这一讨论所对应的社会关切,便是中国改革开放在1992年后再度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局面的不好苗头。拉美等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已然实施的以“创新驱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的经济转型战略,可视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之策。从本质上看,贯穿了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济转型战略,是对于“南方讲话”的继承和发展,只因该战略的提出,未能碰巧踩上“南方讲话”十周年或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故未能在舆论热点场域中被论者作出与“南方讲话”相关联的解读。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剧烈,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不比二十年前轻松。今年初,中国理论界在关切“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转型陷阱”的命题。“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应该承认,“转型陷阱”命题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改革的困境与病根所在。业已实施的中国经济转型战略之所以举步维艰、成效不彰,可以从这一命题中寻找到冷峻却合理的解释。因此,从决策层到民间,中国社会有必要来一场重聚改革共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再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动力,跨越“转型陷阱”。而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历史契机。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他郑重指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并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这是决策层为重聚改革共识而释放的积极信号。我们期待:曾经引领历史风骚的“九二派”现象能在新阶段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重演,与此同时,“南方谈话”精神能在继承中发展,进入“经济更加市场化”与“政治更加民主化”并举的新层面,从而谱写中国经济又一个“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