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经济要素关联性的日益复杂化，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趋于模糊而复杂。文章以我国西部七省(区)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省(区)之间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特征的现实考虑，建立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发展指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其农村经济的发展，文中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发展;面板分位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8)04-0115-06

　　[收稿日期]2018-07-0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2014-GM-037)

　　[作者简介]斯琴塔娜，内蒙古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了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财力投入和扶贫开发力度，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总体上，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受历史基础、环境条件、交通设施、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人力资源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农村经济滞后发展尤为凸显，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明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所说的“不平衡不充分”包括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产业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现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明确了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上。借机西部民族地区将得到新的发展契机。

　　在现代经济社会，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活动已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经常被喻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血液”、“命脉”、“中枢”等等。然而在理论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诞生之日起至今也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总结其观点不外乎三种：经济是因，金融是果;金融是因，经济是果;经济与金融互不成因果关系等。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经济要素关联性的复杂化，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更加趋于模糊而复杂，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也日益深入和细化，研究结论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其中从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角度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走在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前沿，而金融是否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也因不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而有着不同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状态与国际相同，观点和研究结论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特性。但多数学术成果以国内发达地区为对象，而立足于不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不足。随着学术界探究触角的延伸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进一步加强，近些年针对西部地区的研究也开始活跃，其中一些学者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为研究对象展开了金融是否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的讨论，如贾立和王红明(2010)通过实证分析，得到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农村投资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正相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的结论;严琼(2012)实证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农民增收存在滞后效应的结论;潘明清和李文启(2015)基于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1978-2012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得到在不同少数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性的结论。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专家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普遍一致的认识，实证研究方法也主要集中在单纯的面板模型的使用上，这仅能够提取西部七省(区)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平均影响。

　　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追求，在先前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研究体系，本文以西部七个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牧区为考察对象，并考虑金融问题的复杂性和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单纯的面板模型无法刻画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影响的缺陷，尝试通过建立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影响。研究结论也为国家制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经济金融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和数据

　　(一)研究假设

　　根据现代金融理论，金融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提升地区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存款，实现资金的资本化，支持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从而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基于上述理论思考，本文通过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质量三个指标来观察金融发展对经济产出、农民收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作用，并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1：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产出有正向影响;

　　假设2：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

　　假设3：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有正向影响。

　　(二)计量模型

　　目前，panel data model已成为分析经济、金融问题的基本途径，其形式为：

　　公式(1)(略)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自变量，β为回归系数，αi为表示第i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差异，εit为残差。

　　在研究西部七省区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时，尽管使用面板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炼个体和时间维度的信息，并刻画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单纯的面板模型仅能够提取各个西部七省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平均影响，无法刻画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阶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波动性影响问题，Koenker(2004)将分位数回归方法引入面板模型，提出面板分位数模型(panel data quantile model)。通过在面板模型中提取多个分位点的差异信息，面板分位数模型增强了数据拟合能力，而且能够反映现实中存在的波动性影响问题。Koenker(2004)对包括纯位置偏移效应的条件分位数模型进行了讨论，即

　　公式(2)(略)

　　并进一步提出了惩罚最小二乘方法，因此可以得到式(2)的解为：

　　公式(略)。

　　此后，Ponomareva(2011)等学者对面板分位数模型的求解方式等问题进一步进行了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由于西部七省区存在着区域异质性，本文建立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中国不同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的波动性影响，因此本文将模型设定为：

　　公式(3)(略)

　　其中，ECODEVit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即被解释变量;FINDEVit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自变量，λ为回归系数。

　　同时，根据文章假设建立下列三个模型：

　　基于假设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村经济产出有正向影响，模型的形式为：

　　公式(4)(略)

　　基于假设2：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模型的形式为：

　　公式(5)(略)

　　基于假设3：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民生活质量有正向影响，模型的形式为：

　　公式(6)(略)

　　(三)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农民人均收入、农民生活质量三个变量作为西部七省区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其中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刻画农村经济产出，农民人均收入反映西部七省区农民收入水平，农民生活质量反映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农业增加值/乡村人口，农民人均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生活质量为恩格尔系数，即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食品消费支出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同时，本文使用人均农业贷款、存贷比、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四个指标刻画西部七省区金融发展，其中人均农业贷款=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乡村人口，存贷比=农户储蓄余额/农业贷款，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乡村人口，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农村财政投入/乡村人口。本文使用的各个指标的详细信息见表1。

　　表1 指标说明(略)

　　根据假设1和假设2，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将推动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增长，将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同时，由于西部七省区农村的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农民的生活质量越高，因此根据假设3，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将使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

　　文章中考察的西部七省区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而由于数据不完整等原因并未将西藏自治区纳入研究范围。

　　对西部七省区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下农村经济发展指标等七个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各个指标的标准差和25%、75%分位数说明样本数据足够分散，在建立计量模型时有助于客观地反应西部七省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全样本和分地区样本中，各个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明显不同，25%、75%分位数与中位数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相对较大的标准差说明样本随地区和时间的波动性较大，单纯使用均值回归难以有效捕捉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的意义。

　　三、实证分析

　　(一)面板分位数模型

　　本文使用R2.13.0估计模型(4)-模型(6)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根据表2，农村人均农业贷款(Loan)在10%、30%、50%、70%分位数下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Output)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同时，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在10%、30%、50%、70%和90%分位数下均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具有波动递减的趋势。此外，存贷比(SLRatio)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则在90%分位数下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2 面板分位数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略)

　　以Output为因变量的模型表明，增加农村人均农业贷款能够促进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增长，而且当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处于中等水平时，增加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对于增加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贡献更加明显。此外，增加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增长，而且这一影响在农业发展初期更加明显。因此，以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和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也说明假设1得到验证。

　　在以农民人均收入(Income)为因变量，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10%、30%、70%、90%分位数下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同时，人均农村财政投入(Fiscal)在10%、30%、50%、70%和90%分位数下均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强。此外，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则在10%分位数下，存贷比在10%和90%分位数下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结果表明，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且对于人均收入高的地区以及人均收入较低的农民而言，增加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也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此外，增加农村财政投入能够促进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且这一影响对于高人均收入的地区更加明显。对于农民收入较低的地区，增加农业贷款并且更多地提升农户储蓄水平从而提升存贷比将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以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说明假设2得到验证。

　　在以农村恩格尔系数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人均农村财政投入(Fiscal)在50%、70%和90%分位数下对农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说明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对农民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存贷比和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则在90%分位数下对农民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结果表明，增加农村的财政投入能够促进农民生活质量的增长，而且当农村恩格尔系数较高，即农民生活质量处于较低水平时，增加财政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农民生活质量较低的地区，增加存贷比，即增加农户储蓄额、相对降低贷款额将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而且相对地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能够直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改善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地区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能够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本文认为以人均农村财政投入为代表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有显著的降低农村恩格尔系数的作用，因此对农民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也说明假设3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验证了假设1-假设3，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探讨在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处于各个阶段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支持文章的结论，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固定效应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略)

　　根据表3，在以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存贷比和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假设1得到验证。在以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存贷比、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均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人均收入，假设2得到验证。在以农民生活质量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存贷比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对农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假设3得到验证。

　　由于表3与面板分位数的结果一致，因此可以认为面板分位数模型具有代表性，而且也是稳健的，进一步地说明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七省区的农村人均农业贷款、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存贷比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正向影响偏弱。此外，四个指标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与四个指标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的影响有所差异。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对农民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和存贷比则对农民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较弱。从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民生活质量)的角度看，西部七省区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对西部七省区农村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说明人均农村财政投入农民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存贷比和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生活质量的正向影响偏弱，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则对农民生活质量并无显著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论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分析结果一致。

　　总结上述研究得出，以人均农业贷款、存贷比、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农村财政投入为代表的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农民人均收入、农民生活质量为代表的农村经济发展指标，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说明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农业人口人均创造价值，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改善农民生活质量，进而可以认为农村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目前西部七省区农村牧区金融总量不足，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只有培育和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现代金融供给服务体系，优化金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金融政策倾斜，才能够加快提升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才能有效发挥西部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作用。在资金形式上，需要财政性资金和商业性资金的共同支持，需要“造血”“输血”并进。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农村牧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加强财政性资金的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开展，为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提供启动和支撑的同时还要通过商业性金融资金的投入，发挥支持农牧户的生产生活，实现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另外，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欠发达，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牧区偏远，严重存在金融排斥的现象，通过大力推广民族地区普惠金融服务来解决金融服务在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不平衡、不均衡发展现状。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积极发展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服务，有助于加快缩小民族地区与内陆其他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不均衡、不平衡的问题，进而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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