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来，温州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当事企业主或跑路，或跳楼，引发了市场对央行始自去年的紧缩政策对经济影响的多重思考。在CPI涨幅见顶但是仍停留在相对高位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条是否已紧张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稍早几天温总理的温州之行以及国务院会议出台的微小企业支持政策，则被市场解读为宏观政策或将定向宽松的信号。但是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货币政策工具的一再紧缩，已经无法应对当下我国经济运行中金融脱媒的政策挑战。在客观上，一方面，热钱以及过去几年间央行货币超发带来的流动性并未被充分回收，一旦紧缩货币政策调整，在通胀压力犹存的情况下，物价可能会失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固有的特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获取资金的成本大幅攀升。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滞胀就如同悬挂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散发着不祥的气息。但是，政策的底牌还有，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仍然较大，笔者如此判断的底气，在于对相应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和恰当使用结构性政策的期待。

　　毋庸置疑，基于对地方债务平台偿付能力的忧虑，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利率调整空间事实上存在着较为严格的约束，这也正是央行面对地产债泡沫和通胀压力始终不敢轻易使用利率等价格工具，而频繁采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等数量化工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是由于政策效果的累积作用和滞后性，如今，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种数量化工具的使用在客观上已接近了极限。此时此刻，如果在政府重点扶持的领域及行业实施货币定向宽松，固然可以缓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从长期效果来看，却很难使经济形势有实质性的变化。不过，相对陷入骑虎之势的货币政策，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的政策空间却还很充裕，政策选择的种类较多且较灵活。

　　今年8月底《福布斯》一篇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报道，将中国的税负问题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内一些专家在《人民日报》将之驳斥为“丰富的图表、错误的数据、贫乏的分析”。笔者在此无意评判上述观点，但是依据官方公布的财政收入不断创出新高的事实，可以清楚地得出在公共部门沉淀的财富资源在不断增加的结论。根据财政部的数字，今年前8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已超过8万亿，同比增速达到30%，今年全年超过10万亿应该已没有疑问了。而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这为我国下一步减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策空间。

　　政府可以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提供公共服务来服务民生，通过贯彻产业政策导向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可以利用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构造和谐社会。目前，作为货币政策的有力补充，我们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实现宏观调控的政策目的，并使之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推手。在目前“保民生，促和谐，调结构”的宏观任务大前提下，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作有进有退的调整。

　　具体说来，首先，刺激内需离不开居民收入的增加。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最直接的因素莫过于所得税税率。可以说，今年个税起征点和征收税率的调整朝着正确的方向有了不错的开端。国人热切期望在较高基尼系数的背景下，我国个税的税率能进一步加大累进程度，进一步提升免征点。在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征收的同时，逐步降低中等和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鉴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加大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累进程度有助于藏富于民，并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其次，不妨考虑降低以增值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率，以更有效地缓解我国的通胀压力。同时，降低进口商品的消费税率和奢侈品的关税，尽力将部分富人的境外消费留在国内。而对国家支持鼓励的行业和企业，则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或者提供退税补贴。

　　上述说的是税收政策的“退”，而在调控资产泡沫的领域，则期待税收政策的“进”。尽管我国在去年4月推出了被网民们称作“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楼市却一直陷于僵持局面之中，迄今并未看看到房地产价格有实质性的下降。显然，仅靠行政手段压制需求并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税收政策在地产调控中发挥的作用似已远远超出了行政手段的效果。这么看来，不管是以挤出存量房控制租金为目的空置税和物业税，还是以累进为目的的遗产税，抑或是压制投机需求的房地产资本利得税，都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显然，财税政策不仅仅在增进国民收入，调节贫富差距上有效，在资产泡沫的管理上，也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