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商务部和财政部围绕着该不该降奢侈品税打起了笔仗。商务部认为，与其让国内的富人跑到国外去买奢侈品，拉动人家的“内需”，不如把这些富人的消费拉到国内，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财政部则认为，降低奢侈品关税会冲击国内企业，影响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当然，财政部还有一个不宜说出却是实质性的理由，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不同部门从本部门的立场出发，对同一政策或事物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像今次商务部和财政部这样，暗中较量，互不买账，还通过各自掌控的媒体和专家把这种较量公开化，却也不多见；又由于牵涉到民众比较敏感的奢侈品问题，所以，两部委对于奢侈品税的不同态度，一下子就被舆论捕捉到，并予以放大。

　　奢侈品税该不该降，在讨论这一问题前，首先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奢侈品。很显然，按照奢侈两字的含义来看，只有贵的、一般人消费不起的东西才称得上奢侈品。这样来看，奢侈品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群体判断奢侈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从国人在海外购买的大量奢侈品来看，主要集中在服饰、香水、手表、箱包等个人用品上，这些东西在收入水平不高，物资匮乏的年代，当然称得上是奢侈品，但要放在今天，称为奢侈品就有些勉强，问问城市的女性，哪个包里没有一两件化妆品，虽然比起国外的来，价格要便宜些。换言之，过去只有某些富人才可享受的“奢侈品”，今天中产阶层普遍在使用，一点也不“奢侈”。鉴此，在欧美，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指的是房屋、汽车、游艇、奢侈旅游等。商务部则把奢侈品称作中高档消费品，这个叫法似更恰当。

　　据悉，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目前占到全球的1/4，仅次于日本，可能再过一两年要超过日本。这里的奢侈品消费也应该是对中高档消费品而言。因为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的富豪日渐增多，也喜欢炫耀性消费，但在西方富豪很常见的、标志着身份地位的游艇消费等在中国的富豪中却还少见。

　　厘清奢侈品这个概念的含义，有助于我们判断是否应该征收还是降低进口奢侈品的关税。假如把奢侈品看做是中高档消费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奢侈品，目前就应该大幅降低其进口关税，而不是维持现有的税负水平，更不能像财政部某些专家一样，建议提高进口奢侈品关税。

　　为什么这么说？财政部的一大理由是，进口奢侈品越多，越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利社会公平建设。这个理由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两极分化的根基不在于买奢侈品的富人越来越多，而是一次分配环节出了问题。你不让富人在国内买奢侈品，他们可以在国外买，就像现在一样，结果从现象上看，同样是加剧国内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若因为怕两极分化而对富人购买奢侈品征重税，理论上有利于缓和收入分配关系，因为国家可以利用对征收的奢侈品消费税，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但实际来看，并不能有效调节分配差距。很简单，对奢侈品征重税必然会减少富人在国内的购买行为，这样，税负虽然很高，但由于减少了交易行为，实际能征到的奢侈品消费税不会很多。

　　其实，对奢侈品征收重税不但不利于增税，反而可能减少国家税款。因为我国对进口的中高档消费品，不仅需要缴纳关税，还要缴纳消费税和增值税。目前，这三项税的征收比例是，关税从6.5%—18%不等，增值税为17%，消费税为30%，累计需要缴纳最高超过60%的税费。以一款瑞士产月亮女神天梭女表为例，在国内商场售价2700元，包含了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1元、11%的关税267元，税款合计达到1353元，占到商品价格的一半。征收关税虽然可增加267元财政收入，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购买力的下降。也就是说，1353元税款中的1076元将会因征收关税而流失。如果降低甚至取消关税，虽然关税收入减少了，但其他税收会因为买奢侈品的人增多而增加，由于其他税收加总远超关税，财政实际收入会因此只增不减，这不更有利于二次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吗？

　　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会鼓励国外奢侈品主导国内市场，从而增加对国外奢侈品的依赖，冲击国内相关企业和产业，这个风险肯定存在，但问题是，用关税保护，这个风险就不存在吗？消费者用脚投票，到国外去买，国内的奢侈品企业和产业同样难以发展壮大。实践证明，只有开放和竞争才能成就一个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再说，奢侈品产业，并非是关系国计民生或者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理论上没有保护的必要。

　　要言之，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进口中高档消费品即所谓的奢侈品，降关税比不降要好。目前国内奢侈品的价格确实高得有些离谱，根据商务部的调查结果，在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产品等20种高档消费品品牌中，国内市场价格比香港要高45%左右，比美国高51%，比法国高72%，在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普遍提高后，这么高的价格不但会阻碍国内市场的开拓，也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因为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个过程，里面的每个环节都会带来服务和消费的扩大；另外，大量优质国外奢侈品进来，也会促使国内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这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样也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