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该降低奢侈品税，近期引发争论。中国如今的奢侈品年消费量已达12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成为全球第一也指日可待。但降低奢侈品税是否能改变中国人主要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消费模式，变海外消费为国内进口奢侈品消费，需要有个清晰的利弊分析，以保证政策变化有利于消费增长，有利于发展战略推进，符合消费者利益。

　　奢侈税的纠结，是因为奢侈税率变化确实有利有弊。

　　利好之一是增加进口改善顺差。因为关税高，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海外价格，遂使奢侈品消费大多数发生在国外。降低关税，便能降低价格，增加奢侈品进口，若消费者在国内购买进口奢侈品，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顺差。而且随着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对于不断改善进出口的平衡应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利好之二，增加进口改善存量外汇储备。本来奢侈品在海外的消费可以消耗高额存量外汇储备，减低高额储备带来的各方压力。但由于电子支付方式对减少外汇储备并不明显，而且在人民币结算的各种政策安排下，说不定根本没有动用存量外汇储备。事实上，就算动用外汇储备结算，120亿美元相对不断增长的超过3万亿的外汇储备，也不会降低刻意炒作人民币汇率的投机行为带来的升值压力。而进口增加所消耗的外汇储备是明码实价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外把人民币当作纯粹外汇产品炒作从而降低外汇风险的口实。

　　利好之三，增加消费者便利。因为价格差异太大，国人现在的奢侈品购买大多发生在海外。主要有通过海外旅游由导游引导的专门安排的奢侈品导购与代购两种方式。笔者目睹过，几辆满载中国游客的大巴停在巴黎百货商店门口，会说流利中文的导购将中国游客安排在有会说中文的售货员的LV包柜台上，完全没有语言障碍地购买高档商品的场景。作为销售方式，商店直接给10%折扣，加上12%的出口退税，价格立马比巴黎LV旗舰店都便宜了许多，比国内便宜更多。所以中国旅游顺便购买奢侈品成了固定项目。近年来，利用国内外的价格差异，奢侈品代购变成一种职业。

　　不管是旅游购物还是代购，都受地域、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并不想买就可以买，也未必能享受最时尚的消费。如果降低税收，同时改善服务，提供给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足够的方便，消费者一定更愿意在国内消费国际品牌奢侈品。如果奢侈税下降缩小价格差异，把海外消费转变成国内消费，结果是增加了国内消费，有利于推动消费增长方式转型。

　　利好之四，奢侈品税率下降最明显也最现实的是降低关税，减少税收。但如果进口奢侈品消费增长带来营业税的增长，应能补偿关税下降带来的税收下降，税收总量也不会受到影响。

　　既然降低消费税能有利于平衡经济、便利消费、推动消费增长方式转型，税收也不会大幅减少，为什么还有争议呢？因为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简单降低奢侈品税收，若无相关政策配套，未必就能带来正面结果。

　　税收下降进口增加的前提，是进口价格差异仅由高关税造成。但国内奢侈品品牌价格过高不完全是税收所致，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与获取专卖代理资格的高额代理费有关，还与奢侈品专卖店所选择的高档消费地区的高租金有关，也与国际运输和保险成本有关。特别是在与专卖代理形成的垄断市场结构下，代理商能设定获取所有消费者剩余的高垄断价格，获取相当于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也是奢侈品价格超高的原因之一。还有，当前国内通胀不断上升，而人民币不断升值可能导致币值高估，也使奢侈品进口定价偏高。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相关价格因素，仅靠降低奢侈品关税税率，未必能改变国内奢侈品消费方式。消费者未必不会去国外直接购买转而购买进口的奢侈品，奢侈品进口也就未必会大幅改善，改善顺差增加国内消费的目的也可能不会明显。

　　假如降低奢侈税后，奢侈品进口和消费增加，但并不会创造国内新的就业机会，也不会产生通过消费——投资——再消费的循环效应，成为总需求增长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一部分。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过两次退税，都没能最终推动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原因可能是退税确实拉动当期消费，但消费品生产不在美国，消费增长没有创造就业，没有产生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再投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循环驱动力。

　　更大弊端是，降低奢侈品税收，开放国内奢侈品的海外品牌市场，对培育中国本土品牌无疑雪上加霜。在海外奢侈品品牌已主导全球市场以后，新品牌进入非常困难。如果国内降低关税放行国际奢侈品品牌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国内品牌还会有多少竞争力？关税降低无疑加大了与国际品牌竞争的高端消费品的困难。不过，话又说回来，国际品牌的产生离不开天时和地利的背景和环境因素，不降关税又能为国内品牌争取多少机会呢？

　　笔者希望，掌握充分信息的相关方面能站在进口战略的角度加强对奢侈品关税下降的利弊分析，并作量化计算，以此制定既有利于中国经济近期增长，也符合经济持续发展的包括税收以及配套的最优政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