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金融改革考验的不是具体的汇率利率制度以及某些货币政策的实施，而是中国政府将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市场。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温州金融改革，强调了温州的金融改革是局部改革，之所以启动温州金融改革，和去年八九月温州企业的困难有一定关系。

　　目前温州金融改革细则并未出台，市场充满期待，而周小川指出：“有的改革要从全局来抓，例如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个地方试点，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则套利机会太显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发挥基层的创造力，探索经验，即使个别事做错了也没有关系，都是局部的。”

　　对于温州试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他重点提了一个关联交易的问题。“过去发生过新疆德隆等类似的案例。”在他看来，民营成分更多地进入金融机构，而他们在当地的亲戚朋友等家族纽带比别的地方更强，如果搞关联交易，就很容易出问题。

　　不知周小川行长是否意识到，他这一表态，显然低估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

　　当然，他提到的汇率和利率的改革肯定是全局性的，是中央政府和全国各界（包括各级政府和市场各主体）的关系，是中央政府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这种不得已的行政命令下达给全国各界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汇率和利率制度不是全国性的。尽管少数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就著有《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国家是货币唯一垄断者有所争议，但事实上全球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还是别的经济形式的，无一例外都是由国家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的；此一项权力的国家垄断，天然意味着国家不可能放弃对汇率以及利率的垄断权。

　　从这个角度说，周小川认为温州的金融试点不可能是全局性，并无错误。但这是一个不全面的判断，从金融市场整个结构来说，温州金融试点不仅不是地区性的，而且是重要性不低于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国性的试点。并不因为它产生于温州企业运行困难的背景下，这一意义就显得不重要；更不因为试点中有可能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市场风险，就可将之视作一种试错之后可停的改革。

　　首先，我们从周行长担心关联交易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有着重大关联交易的家族性金融机构的历史悠久，成功案例甚多；比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它们在创新能力、规范程度和市场竞争力上要强很多。如摩根士丹利和几乎成为神话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是。甚至在中国进入现代史之后消失的古老的山西钱庄，它们曾经赫然数百年的历史留下的企业文化，以及在明清两朝中国经济上曾经起过的白银帝国的作用，恐怕也不是目前的国有金融机构可以媲美的。

　　其次，温州金融改革的意义，不在于提醒市场有风险，监管要有力度（如对关联交易的监管），而是在于政府要意识到中国民间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们需要得到政府认可的合法性。假如说这是改革，就是政府向民间资本放权的改革；假如说是创新，却不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创新，而是存量金融民间服务，需要政府认可并形成稳定和长期化制度的创新。这样的改革和创新，也是全局性的。

　　温州民间资本的大规模存量金融交易得不到认可的情况，不仅在和温州一样民间经济发达的地区存在（如福建、广东），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有，问题甚至更突出（如河北孙大午案）。温州在这样的制度缺乏的困境之中凸显出来，主要可能因为温州的民间资本一向活跃，一向以投机的热钱出现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温州能够试点，也许还和一个偶然的悲情故事有关——即吴英非法集资案。

　　总之，温州的试点不是局部的中国金融改革；要是把它看成局部试点，有错就准备关掉，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金融改革是全面的了！道理简单，因为没有民间资本市场交易的合法化，中国汇率和利率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基础。市场，包括被国家垄断铸币权的金融市场，都不是政府的市场，而是民间交易的市场（消费者的市场）。作为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政府的责任是制度建立，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承认和规范民间交易的合法性。而不是因为担心民间交易的不规范，就不给民间交易以合法性。

　　要是从担心民间金融不规范出风险的角度，将温州的金融改革视为试错性的、局部性的，那么试问——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财政部及其下属的汇金公司占有绝对控股权，且其大量的信贷资产都投入单一大股东国资委的下属企业，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从国家对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角度来说，都是财政部的事权，这是不是严重的关联交易呢？假如市场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又由谁承担风险和弥补损失呢？

　　总之，温州的金融改革毫无疑问是全局性的，它考验的不是具体的汇率利率制度以及某些货币政策的实施，而是中国政府将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市场——是国家分配的市场，还是民间交易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