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税率过高，会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是一些企业会把高管的工资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发放，享受当地较低的个税税率;二是部分私营企业主以不拿工资或“一元年薪”来避税，并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而降低税率，既有利于聚集人才，也有利于税基扩张。
胡怡建：
现在距离上次起征点上调已过去了5年多，经济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确实存在上调起征点的需求，但单纯调高起征点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上调个税起征点，近年来社会呼声一直很高。如何通过合理设置“起征点”，真正照顾不同生活条件人们的实际情况，从形式上的公平走向实质上的公平，是未来个税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李炜光：
个税目前的超额累进分级不利于中产阶层形成。随着近些年个人收入增加，2011年取消了15%的税率档次，使得应纳税所得额超过4500元部分的税率直接从10%跳至20%，这导致中等收入者税负明显增加，现在国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应该考虑对个税税率进行调整。
李迅雷：
实际上，各地为了鼓励人才引进，留住税收大户，也多采取对高税级被征税者先征后返的方式，故实际被征高税级者少之又少。因此，与其现行税制下大量税源流失，不如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把现行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5级，即把6级(35%累进税率)与7级(45%累进税率)去掉，剩下5级再做相应调整，最高边际税率为30%，最低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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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文：
当前我国税务部门的征管系统还未能与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实现实时联网，做到信息共享，从客观上难以做到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及实际家庭情况，因此推动个税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涉税信息联网，建立健全自然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并适度提高税务部门职权，加大调查能力等，为个税改革全面落实打好基础。
曲哲涵：
在共享单车这件事情上，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政府可以下力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行业风险保障基金制度，确保消费者押金安全。应尽快成立行业协会，或由交通主管部门牵头，从消费者押金中按比例收缴一定的保障基金，独立账户封闭运营，用于企业倒闭时退还消费者押金。二是完善对骑行安全的风险保障，建立强制意外保险制度。保险公司根据骑行安全状况的大数据来厘定保费，用经济杠杆“撬动”经营者的风险意识。三是强化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严惩泄密行为。“烧钱方”必须投入更多资金来维护客户信息安全;管理部门要赶紧立好规矩，对踩红线者严惩不贷。
黄震：
“现金贷”是消费金融领域的一类产品，主要指期限短、金额小、没有明确用途的信用贷款产品。其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让蓝领们拥有了享受信贷产品的权利。然而，利率过高、野蛮催收、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层出不穷，也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对此，一方面，不要“一棒子打死”，应允许“现金贷”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监管政策应不断完善，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准入门槛、业务红线等，将行业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刘世锦：
一线城市高房价背后是供求关系的问题，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的土地制度。如果土地制度是刚性的，供给没有足够的弹性，房价很难降下来。土地供给始终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占供地面积的比重大多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大城市这一比例最少在40%以上。如果住宅用地占比能达到40%以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也能入市流转，房价还会这么高吗?
曹啸：
要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在岸债券市场交易，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能够便利地进行人民币和其他主要货币的兑换，从而在人民币和其他币种之间进行套利和对冲风险;二是有渠道能够便利地在境外进行人民币借贷;三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透明，避免出现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汇率较大背离的情况，降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不确定性。
李锦：
尽管涉企收费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政府部门较多，但摸清底数势在必行，既让企业看得明白，也能够极大降低寻租空间。这需要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手大力砍掉收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及前置性的备案;一手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凡增设必听证”“新收费要公示”等制度，除非确有必要否则不新增收费项目。
敬一山：
如果放任“挂证”乱象，就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一些滥竽充数的企业，反而看起来比真正的好企业还“高大上”，会对市场形成不良干扰。对这些必要领域，应加大“管”的力度，而这也需要为“管”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尽快推动社保系统的全国联网，这样只要跟踪社保缴纳情况，就可获知具体人员的供职单位，如果他的证件注册单位不一致，显然就有“挂证”的嫌疑。借助这样的系统，可以极大降低监管成本。
李洪兴：
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改革落实问题，关键在于“一把手抓”和“抓一把手”。全面深化改革是直接面对问题、面对任务、面对挑战的，从来没有“离场改革”能够成功。实际上，在老百姓眼里，“改革千难万难，一把手肯抓肯干就不难”，主要负责同志是改革发力的“关键少数”，抓和不抓大不一样、虚抓和实抓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