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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乡村振兴需要改革城市化模式

发稿时间:2021-03-19 13:44:49   来源:经济观察报  

3月13日下午,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咖啡厅见到刘守英教授时,他说,他前两天刚从老家湖北洪湖市的村里回来。

这次采访他,是想请教乡村振兴的问题。在中国完成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振兴是有关农村的最新顶层设计、国家战略。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30多年的涉农研究、调查,使他成为当前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权威,且有着切身的乡村经历与关怀。

刘守英教授从他最近的这次回村见闻讲起:他看到了乡村今非昔比的巨变,也看到了日渐富裕的乡村外表掩盖之下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农民辛苦多年形成的资本积累几乎都变成了闲置在农村的住房、大量耕地被占用、奋斗在城市的农民归属不定而这一切问题,源于中国上一轮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

在他看来,从“70后”这一代开始,改革这种以农民工最终要回村为前提的城市化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他说,“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就难免变成下指标、乱作为;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

以下是刘守英教授的讲述:

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

从十九大开始,决策层意识到,乡村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好事。

在十九大之前,尽管一直在说“三农”问题,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讲农业怎么保证供给,另外就是农民怎么增收。农业保供给,实际就是粮食增产的问题,还是从乡村怎么为国家保证粮食安全这个角度看问题;讨论农民增收,比讨论纯农业问题往前走了一步,农民得有收入,但解决农民收入的方式不只是在农村。

后来证明,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不是靠农业,主要还是靠农民出去、在农村以外找到收入。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乡村令人担忧之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第五个问题:坟地越来越奢华。

家族跟家族之间,相互不光是比房子,还比墓群、比坟地规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乡村有很多陋习。

一定要强调:乡村一定要禁止占用耕地盖房、建坟墓,未来一定不能以原村落的地址做家族墓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出来。尽管有人会骂我,但也得提。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墓地的占用。

城市化的低成本由乡村在承受

我们把这些图景拼起来,结论是什么?整个中国上一轮城市化模式的代价,都是由乡村在承受。这是我们现在要反思的问题。

很多人讲,中国的城市化——让农民年轻的时候进城打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是因为各种保障低、福利低。农民在城里做了贡献,但他应享受的福利没有得到。城市政府低成本,是因为本该由城市政府对进城农民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包括这些人的居住、孩子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品。

中国城市化的所有这些低成本,都是以农民最后要回村为前提。农民在城市还是农民,被叫做农民工,只是一个在城市作为农民身份的工人,城市所有相关的公共服务、市民的基本权利,都跟他没有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的那套工业化体系,靠的是农产品的剪刀差、统购统销,来保证城市低工资、低食品价格、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后这一轮工业化,实际上是靠城市少支付进城农民的城市化成本,快速城市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这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建立在不支付农民城市化的成本、不支持人进城的城市化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总是有人来支付的,是乡村在支付。整个乡村的代价,是由这套城市化模式带来的。

为什么中国在城市化率才只有60%的时候,要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因为:乡村的凋敝、农村老人的绝望、农民的归属不定,孩子没有未来,农业没办法发生要素重组的革命,大量的资本积累在乡村导致资本的浪费

这样,乡村就变成一个“愁”的地方,而不是回来找乡愁的地方。

回乡村找乡愁,是因为它是诗和远方。但诗和远方的前提是,我是一个已经被城市接纳的人,而不是一个归属是在乡村的人。对最终要回去的农民来讲,他找什么乡愁?乡村是他的归属,这是他的命。上一代的命,就是这一代的命,他是绝望的。他可以把房子盖得很大,但他回去以后的“业”是什么,不清楚。

所以,整个中国乡村现在的问题,核心是:让农民最后回村而不落城,这一套城市化模式带来了整个乡村支付的代价。

因此,乡村农业要素重组的革命没法发生——农业劳动力占25%,那么多人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但整个农业才占GDP的5%,那农业有什么搞头?这种结构的反常,带来农业其他的问题,机械替代了,但效率不高;我们要求化肥、农药减量,但他不用更多的化肥农药,产出就下降、回报就下来了。所以,中国农业还是一场内卷化的农业形态。

再就是村落——如果农民能够走,不回村,他可以找乡愁,但不用在原址找乡愁,而是在乡村适当的地方集聚、形成比较美丽的村落。农民在城市有着落以后,回来看到更好的景观、更好的乡村,那才是找乡愁。现在一家一个屋子,回到自己这个地方待一周就走了,那叫找什么乡愁?

他跟整个乡村的脐带在,但是乡村的状况、乡村未来的悲观和他们个人未来的归属没有希望,最后带来整个乡村的凋敝。

这是整个中国乡村问题的根结。中国城市化模式,确实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提供了这么一个制度、这套模式,但现在这些代价都出来了——在农村。

改革回村的城市化模式

乡村已经形成这种状态,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去振兴?得找到出路。光批判它没有用,光唱赞歌也没有用,光每天喊城市化再提高多少,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城市化率再高,这些人还是没有“落”。

整个中国乡村问题,是在城市化的模式上。乡村支付的这个代价,是做乡村振兴的起点。能解决的办法,就是渐进式的“落”。

城市化的问题,是人的城市化。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一定要把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在代际开始进行改革,解决已经落城、不可能回村的这些农民的城市化,不能让70、80、90和00后继续走上一辈的老路。

70后回去不会搞农业了。如果指着这些人回去,就会变成去县城、镇上买个房,做点小生意、做点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县城和乡镇,容纳得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吗?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回到了镇和县城,但县城、镇的凋敝跟乡村一样。原因在哪儿?它支撑不了那么大的经济活动,这些人在镇和县城经济活动的价值没有体现。

我这次回去得知,现在村里娶媳妇,不是问你在镇上和县城有没有房,而是问你在武汉有没有房。人家明白着呢:她没有觉得在县城和镇上比在村里好。

所以,首先要在人的代际上,从70后开始,把一些不回村、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市民化,真正在他的就业地、工作地市民化,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居住、社保、孩子教育,这个权利体系一定要跟城市同权。让70后往后的这些人落在他们有就业机会的地方,让他的居住、身份和他的经济机会重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慢慢就能进入正常化轨道。

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城市化,城市政府成本不就上去了吗?

城市化的成本,跟这些人在城市的贡献是匹配的。城市留下的这些人,不是闲人,不是懒人,也不是失业人口、救济人口,而全是工作人口。他们在创造财富,不是负担。

一定要在这一代开始,阻断他们回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考虑乡村的复兴问题。

村落新定义

只有当进城的人跟乡村的关系有合适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以后,乡村要素的组合、调整才变得有余地。

第一,是村落的变化。

70后的人,未来不是让他回到县城和镇,这些人应该“落”在他的就业地,乡村未来是真正成为寻找乡愁的地方。

不要去动现有的村落,这是农民的资本积累。农民过去几十年在城市挣钱盖的住房,就是他的资本。但是,在整个村落的空间结构下,可以试行按时点的存量和增量的制度调整。

比如:从70后这一拨开始,以后不再在原来的村落分配宅基地;村庄新盖房,不要在原来的村落盖,而是在乡村适度的聚居区形成新的聚落——我是这个村某个小组的,但这个小组不再给宅基地,而是在一个适度的村落聚居的地方——通过规划,比如三个小队可能形成一个村落,给他宅基地的资格权、有偿取得,进行村庄规划,形成有序、有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品的村庄聚落。老房子,如果再重新翻建,对不起,不能在原村落继续盖了,您的宅基地置换到新的村落,到那儿去盖。但不要做那种行政性的大集聚,不要发生以镇为单位的集聚——不要把人都聚在镇和县城,而是聚在适度的村庄聚落。已经市民化的人口,未来回来找乡愁,可以有偿配置宅基地。另外,村里原来已经有房的,房子用到一定年限以后,把宅基地置换到这些聚落。

这样村落聚集地适度调整后,村庄的形态,就从原来农耕的村落形态形成适度的集聚,公共服务也可以提供,乡村的养老问题也可以解决。现在老人在农村,找不到人。不仅仅是跟他在外边的儿子、儿媳妇联系不上,可能隔三五家才有一个老人,人都喊不着。但适度集聚以后,这些老人基本都在一个聚落里,在这些集聚的村落提供养老设施,老人问题也解决了。

第二,解决老人问题。

老人最主要是需要文化生活。我们村的老人,像我叔叔,每天就去村部听碟子,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可以用起来。现在有些地方提供的图书室,教人家怎么养殖,没用的,农民需要的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寄托。养老服务的供给,也可以政府和市场结合解决。

第三,农业问题。

当整个村落适度集聚以后,土地就更好集中了。现在地不集中,实际上是原来进城的人的地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只有把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解决,把乡村的乡愁问题解决,土地的田底权田面权分离才有可能发生。

地权的转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经营权的保障问题。经营权问题解决以后,其他的权利拓展、权利行使、抵押这些金融手段,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拥有了经营权保障的地权,再做要素的组合,才有可能发生。专业化的具有企业家性质的经营者才能进来,农业的要素组合、经营方式才能改变。

第四,村庄的公共服务。

现在村庄的公共服务,确实进步很大,但这些公共服务是在原有村落形态和村庄布局下进行的,是不经济的,有些也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而当村落变化以后,公共服务提供也变了。比如用水、文化、基础设施,不仅更经济有效,也更加为农民所需要,乡村振兴的“体面”就出来了。体面的老人,体面的村落,体面的公共服务,体面的农业,体面的人整个乡村振兴的核心,应该在这。

现在非常危险的是,都在喊产业振兴,把农业讲的不知道有多么辉煌;讲“人”的振兴,就讲人怎么弄回去;讲村庄振兴,就是怎么整村子。

为什么大量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跟现代乡村的问题到底在哪没找到有关系,跟整个乡村的需求脱节有关系,找的路不切实际。

70、80后是关键一代。解决这一代人的城市和乡村关系问题,把原来出村、回村的城市化,慢慢过渡到未来这些人落城、乡村里找乡愁;到90后、00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基本解决,乡村问题也基本解决,整个中国的城乡问题就解决了。

我这次回来以后,把我原来想的很多东西串起来了。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

重新做乡村,也不是把现在的村落都搬掉。我们讲自然的渐进过程,新的点没有长出来,怎么自然渐进?只有阻断代际回村的城市化后,不断的有人从乡村退出,村庄才会慢慢复耕。

乡村问题的解决,不能快、不能急,但不能没办法,一定要把乡村振兴的路径想明白。如果症结没找到、没有路径、没办法,还每天催官员搞乡村振兴,那就会变成各种指标。下面政府手上也没有几把米,还得干事,可不就是折腾农民、乱作为嘛。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拆村子、合并。要堵住这些问题,得给他路。

如果乡村振兴弄成赶人上楼、再把地腾出来给城市做建设用地指标,那没有意义的。而如果按我这个思路,这么腾出来的地,是可以城乡打通的——但不能为了建设用地指标,把人家赶上楼,而是要渐进式的。比如70、80后,就在这个村庄聚落,未来这个村庄聚落要城乡打通,成为城乡融合的区域,可以发展乡村旅游,给孩子做一些自然教育,另外也有一些人在这里居住,这些可以城乡打通。要素进到乡村,是进到这些区域,城乡就通了。这个过程,用二十年、三十年没关系,最起码,第一没有瞎折腾,第二是有路的,人不绝望。

农村的事,最怕的就是极端,危害非常之大,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极端化跟导向有关,是政府在推。任何一次政府强力在乡村推政策,不管用意多好、主观意愿多好,都会出问题。乡村经不起过强力量的主导,它是一个慢变量,也很脆弱,自身修补自己的能力很弱。

未来整个村落集聚以后,也会牵扯到治理问题。但现在一定要注意,不能把乡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混淆。很多人都试图用发展集体经济来解决乡村的产业问题,这是错误的。乡村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靠集体归堆经济来解决。

乡村治理和乡村的互助、合作,很多文化活动、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需要集体来做的。我们现在工资都给到了村干部这一级,让他们来干这个。至于搞集体经济,是另外一件事,不是你是村主任就有能力搞集体经济。搞集体经济要闯市场,要把产业搞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纽带建起来。并且,集体经济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起来的。

经济能人当村主任,也可以,但治理结构要讲清楚,公权力的行使和边界约束要解决、要清晰。不能把所有政治、经济都交给一个能人,没有任何制约,那这个人迟早也要出事。现在很多人讲,要壮大集体经济、能人治村,但不解决权力的边界和约束,最后把一批能人也治进去了,集体经济也搞死了。

人物介绍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经系与土地研究中心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农村部副部长 , 国务院发展中心城乡统筹基础领域负责人。中央政治局31次集体学习土地问题讲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的旗舰项目《中国:2030》以及《中国高效、包容、可持续城镇化》专题负责人。国土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协调人。其代表性论文有《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翻译著作主要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等。近年出版的有影响的土地专著有:《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直面中国土地问题》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曾对中国土地政策改革及地方试验产生过重要影响。2016年下半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主要方向为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城乡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