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产品空间理论一经提出(Hausmannand Klinger,2006)，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一方法从产品在整个产品网络中的位置研究产品结构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它基于产品空间的异质性和离散性，突破传统比较优势静态，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以期更好地解释一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产品本身包含了一国或地区的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禀赋信息，其贸易模式与经济增长受产品特征影响。一国或地区产品的空间结构特征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动态。这一研究方法将产品空间形象地比喻为“猴子跳树”，即将每一种产品想象成一棵树，所有产品集形成一片森林，一个国家生产各类产品的企业就像生活在不同树上、开发和利用这些树的猴子。经济增长的过程就好像猴子从森林中果实较少的贫瘠地区跳向森林中果实较多的相对富庶地区。产品是知识的载体，新旧产品的相似性决定了已积累知识进行迁移的可能性，相似性越高的产品越容易迁移，相似性越低的产品越可能在迁移中遭受生产力的损失。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资本再配置到其他新的产品。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森林的结构不重要、其附近总有一棵树可以跳得到不同，产品空间理论认为，森林的构成并不是均匀的，有的地方相对富庶，有的地方相当贫瘠，猴子在跳跃一段距离后才能进到另一片森林，且它们无法进行无限远的跳跃，有的猴子实际上无法穿越森林。因此，产品的空间结构以及一国或地区在该空间结构的初始位置会影响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品空间的以上特征意含产业升级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即使一个企业或经济体充满升级的企图，在没有合适的跳跃条件与途径时，它仍然会被“锁定”在某一片不甚茂密的森林中。当出现这种锁定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可能处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但并不是制造业强国。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口红利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加，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亟待解决重要问题。同时，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对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根据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篮子数据，从产品空间的角度梳理中国产品空间网络的演变和产业转型的进程，为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给出可能方向。特别是，我们根据海关出口数据，首次勾画中国省级出口产品空间，详细分析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
已有理论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政策选择做出清楚的回答。本文试图基于最新发展的产品空间理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研究。产品空间理论突破了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强调了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与离散性，圆满地解释了一国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产品本身就包含了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的要素禀赋信息，经济增长受产品特征的影响，产品空间的结构特征就会影响该国或该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继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刻画中国和各省的产品空间和产业变动路径，构建各省产品空间指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和政策进行分析。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本文利用1995-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系统梳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讨论产品空间的国外文献已经越来越多，但是分析中国产品空间的研究并不是很多。Felipe等(2012)利用产品空间理论讨论了2006年之前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但是没有深入分析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能够带来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给出的解释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在较多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类似地，张其仔和李颢(2013)用产品空间理论对中国近期的潜在优势产业进行了预测，对不同邻近性阈值条件下产业的演化轨迹进行了充分讨论，与其相比，本文提供了更细致的整体分析。
第二，本文利用详细的各省-行业出口数据，在省级层面讨论了不同地区在产品空间理论指引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路径。实际上，国内一些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产品空间理论在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运用。学者们首先对产品空间理论进行了理论介绍(张其仔，2008;曾世宏和郑江淮，2008)。孙天阳等(2018)基于2000-2006年企业出口数据，发现企业出口存在一定路径依赖，与当地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有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表现。但是他们并没有分析中国整体产品空间的演变。张其仔(2014)、李绍荣和李雯轩(2018)利用产品空间方法讨论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雁阵模式。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产品复杂度、产品密度及其二者交互的结构特征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但是，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讨论到省级层面的产业升级还没有开展。
第三，从比较历史分析出发，本文对比了早期日本和韩国的产品空间，认为当前中国产品空间下应该重点发展以汽车为代表的重点产业，进而带动中国其他产业发展。张亭等(2018)从中国的产品空间和美国的产品空间对比看，中国比较优势产品存在差异，伴随美国“去工业化”加速，给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窗口”。张亭和刘青林(2018)进一步对比中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现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的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但是居于各国产品空间中核心产品之间的差异，两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张亭和刘林青(2017)虽然对比了中日产品的复杂度和产业升级关系，但是没有描述中国整体产品空间和产品复杂度的时间演变。本文基于产品空间视角，通过对比日本和韩国，讨论了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为：第二节基于中国整体出口数据，从产品空间视角理解中国产业升级演进的具体路径;第三节在产品空间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复杂度变化及其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含义;第四节从各省的产品空间出发，从各地区和各省的视角，讨论不同省份产品空间的特征和产业升级路径。最后是政策建议。
1 中国的产业升级演进：产品空间视角
产品空间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取决于产品空间的变化。Hausman等(2007)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其出口了什么产品。Hidalgo等(2007)通过绘制出口产品密度分布图发现，经济发达国家的产品空间更密集，欠发达国家产品空间更稀疏，后者出口的产品主要分布在产品空间外围。这种疏密分布状态能清晰地呈现出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一些学者如Jankowska、Abdon、Boschma、Felipe等开展了具体国家或产品的产品空间理论分析，推动了产品空间理论的应用，Jankowska等(2012)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东亚和拉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结构转型进行了对比分析，提供了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视角，强调了合理政策设计及其实施的重要性。Abdon等(2010)根据Hidalgo和Huasman(2009)的复杂性测量方法对124个国家5107种产品进行了排序，他们发现，最复杂的产品是机械、化学以及金属制品，最不复杂的产品是未加工的原材料、木制品、纺织品以及农产品;最复杂的经济体是日本、德国和瑞典，最不复杂的经济体是柬埔寨、巴布新几内亚和尼日利亚;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国为高收入国家，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国为低收入国家;随着收入的增长，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份额增加，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份额减少。Boschma等(2013)分别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测度了西班牙的产品空间密度，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区域内已有产业对新产业的出现有更直接的影响。Kalia(2013)提出了用密度和邻近度作为衡量国家是否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指标。Vidmer等(2015)则结合链路预测算法预测一个国家未来可能新增的出口产品。Felipe等(2013)利用产品空间理论讨论了2006年之前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他们发现，中国早在1962年在全部779种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已经达到105种，其中包括14种核心产品。由此得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工业投入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复杂度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基础，正是经济复杂度的状况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推进快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按照产品空间理论，新产品的产生往往依托于旧产品所拥有的技术、资本、制度以及技能等(Hausman et al.,2007)。通过绘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空间网络图，就可以清晰地观察该国家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演化与升级进程。伴随全球贸易和分工发展，一个经济体在出口产品空间上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规模日益增加，出口产品与其他出口产品之间的近邻性越强，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在中心位置的密集度不断提高，表明该经济体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经济增长水平也就越高。
本文首先利用中国总体数据，描述中国整体产品空间的演进和产业升级进程。理想地讲，在刻画一国的产品空间时，应该包括该国的全部产品和劳务，但是由于数据局限，通常只能使用出口数据来勾画一个国家的产品空间。与该理论的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们也试图使用出口数据刻画中国产品空间的变化。事实上，利用出口数据刻画中国的产品空间也具有一定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出口产品基本覆盖中国的主要生产。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5%左右，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约占GDP的比重为18.6%。根据WTO统计，2017年全球货物出口额TOP10榜单中，中国、美国和德国货物出口额分别增长7.9%、6.6%和8.5%，达到2.26万亿美元、1.55万亿美元和1.4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分别为12.8%、8.7%和8.2%，对全球货物出口额增长贡献率分别为9.7%、5.6%和6.7%，中国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一)中国产品复杂度的变化
Huasman和Klinger(2007)基于比较优势演化模型，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SITC4位码产品数据，计算了4位字节的产品接近矩阵，绘制了产品空间图，证明了产品空间的不同位置分布着不同复杂程度的产品，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不同，表明其专业化领域也各不相同。产品复杂度高的产品位于产品空间的核心位置，产品复杂度低的产品位于产品空间的边缘位置。在最新的数据中，Huasman等基于全球出口数据，勾画了不同国家的产品空间网络。通过将海关进出口数据HS4位编码共计约900种产品，按产品空间原理生成，形成可视化的产品空间网络图，每一个结点代表一种产品，其中该国家或地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RCA>1)呈亮色，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呈暗色。
图1中圆点的大小表示产品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该产品在全球贸易中份额越大，该原点也就越大。产品空间网络图可以清晰地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产品的竞争力状况以及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演化过程，从而能非常直观地表明该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
图1为全球所有种类产品的产品空间图，图中产品空间由各种不同的结点以及结点间的连线组成。依照海关进出口数据(HS编码)的分类，将产品大约分为如下9类：包括蔬菜、食品和木材，矿产品，化学品和塑料，纺织品和家具，石和玻璃，金属，机械，运输车辆，电器。依据上述分类建构的全球产品空间图概览，我们可以看出不同产品的连接密度具有显著差异，有的产品连接稠密、有的产品连接稀疏。越是靠近产品空间图的中心位置，产品的相关产品越多，连接越密集。从产品类型及其分布看，金属品、机械以及化工产品位于产品空间图的中心位置，其他种类产品例如木制品、纺织品以及农产品等位于产品空间图的外围。
利用哈佛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中国从1995年到2016年间产品空间的演化过程。为了观察的便利，我们分别选取并绘制了1995年、2001年、2008年和2016年四个年份的产品空间图。
从以上几个年份的产品空间图，我们能直观地看到1995 -2016年中国产品空间的演化为，出口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RCA>1)——即图中亮点个数——逐渐增加，在产品空间图的核心区域的亮深色点数明显增加，图右侧的纺织品以及左侧的机械电器类产品一直占据较大比例，金属制品显著增加。根据相关研究，中国出口总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类产品出口金额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各类产品出口金额在出口总金额中所占比例随时间演进而变化各异：电器类产品比重不断上升，由14.5%上升到27.86%;机械类产品从16.78%上升到27.33%，后到2016年时略下降到23.53%;纺织品和家具从32.48%下降到17.80%。这三大类产品占据中国二十多年来出口总金额的60%以上。在其他类别中，蔬菜、食品和木材类和矿产品这些初加工甚至未加工原产品的份额不断下降，运输车辆类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他类别变化不大。同时，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为电子设备和机械类产品的增长，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在出口产品中占较高份额。
(二)中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体现为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能力的提升。接下来我们通过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空间变化详细分析其中九大类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出口高复杂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注：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国家发展中心，http://atlas.cid.harvard.edu/downloads。]
第一，从出口产品多样化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目显著增加。Hidalgo and Hausmann (2009)提供的证据表明，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就是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目，能够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具有的生产能力。一个国家生产能力越强，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出口的范围越宽。表1列出了中国出口的各类别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目随时间的变化，具象为产品空间中亮点数量的变化。根据前述产品空间图，在全部871个产品类别中，1995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298个，占全部产品的比例为34%.到了2016年，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为374个，占全部产品的比例为42%。中国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提高了8%(参见表1)。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变化表明了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
第二，从出口产品的结构特征看，中国各行业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目此消彼长。产品的复杂度越高，意味着该产品相邻的产品越多，越容易从事其他产品生产，更容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上表可以看出，蔬菜、食品和木材类以及矿产品类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明显减少，纺织品和家具类、石和玻璃以及运输车辆类变化不大。金属、机械、电器以及化学品和塑料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明显增多。因此，从合计数目来看，中国出口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明显增多，新增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产品复杂度更高的机械和电器类产品。由此说明中国的产品空间不仅生产能力提升，而且沿着复杂度更高的路径不断演进。
国家之间的竞争体现为高复杂度产品的多寡。产品复杂程度意味着该产品在多少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以及具有该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具有多少比较优势产品。根据2018年公布的总计1240种产品空间数据中，我们以1995年(初始年份)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2016年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将中国全部出口产品分成四类(参见表2)。从中可见，第一类是在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2016年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我们称之为传统优势产品;第二类是1995年具有比较优势、2016年失去了比较优势，我们称之为失去比较优势产品;第三类是1995年没有比较优势，2016年获得了比较优势，我们称之为新获得比较优势产品;第四类是1995年和2016年都没有显示具有比较优势，我们称之为潜力比较优势产品。
从中可见，1995年我国有440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到2016年继续保持比较优势的产品为343种。1995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有近1/4产品发展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下表比较了相关产品在2016年的产品复杂程度。平均而言，传统优势产品的平均产品复杂度PCI为-0.19，衰落产品的PCI为-0.54;而新兴产品的平均的PCI为0.42，潜力产品的平均PCI为0.05。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增加，并且新兴产品的复杂度显著提高。
第三，从出口产品动态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逐渐向全球产品空间网络的中心位置靠近，显示了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不断增强。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出口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复杂度不断提高。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6年中国产品空间的变化，我们观察了哪些产品持续保持显性比较优势，哪些产品实现了成功升级，又有哪些产品处于失势。在这九类产品中，失去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复杂度排名多靠后，而新增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排名较为靠前，复杂度也较高。在2016年的产品复杂度排名中，蔬菜、食品和木材以及矿产品这类产品的出口比重降低，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数量减少，金属和机械类占据榜单前列，说明中国的产业演化遵循比较优势动态，朝向复杂度更高的产品在实现转型升级。
2 经济复杂度变化与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
前文从产品空间角度描述了中国整体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产业升级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呢?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升级具有怎样的关联?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一国生产的产品结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个国家今天的生产会影响明天的生产(Hausmann, Hwang and Rodrik, 2007; Hidalgo and Hausmann, 2009)。一旦我们明确了一国的产品空间，就能够进一步具体计算该国经济的复杂度，同时能够把该国经济复杂度同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并利用经济复杂度预测该国的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动态。
研究产品空间，首先要做的就是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测度产品比较优势一般使用Balassa(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标(RCA)，该指标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产品i占该国或该地区全部产品的比例与全球所有国家生产i产品占全球所有国家生产全部产品的比例之比，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i产品的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之比。
上述公式中，expc,i,t 是t时期c国(或地区)i产品出口额。
一般取RCA=1作为界定一国(或地区)产品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临界值，RCA>1说明该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处理为x=1;相反，若RCA≤1说明该产品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处理为x=0。具体如下：
从静态视角来说，全球产品空间中每种产品都会呈现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或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这两种状态。但从两期动态视角下，任一产品在产品空间结构中都会呈现出如表2中的四种状态变化(邓向荣，2016)。其中，状态1和状态4在两个时期分别保持了不具有和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状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状态2表示产品在时期1时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但在时期2转变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视为升级成功;状态3则表示产品在时期1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但在时期2转变为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视为产品失势。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是否遵循显性比较优势，需要重点检测状态2下该国所拥有的生产能力禀赋优势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产品邻近度。产品邻近度是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两种产品同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时发生的概率。从全局上看，如果能同时生产两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国家越多，则可以认为这两种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能力越相似，两种产品的距离越近，即产品邻近度越高，实现产品间升级的难度和幅度就越小;反之则相反。这就是说，同时具有i产品显性比较优势产品(xc,i,t=1)和j产品显性比较优势(xc,j,t=1)的国家越多，这两种产品越容易转换。在计算方法上，取同时具有两种产品出口优势的条件概率的较小值来表示两种产品之间的距离：
上述公式中，RCAi 表示i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φi,j,t 表示i产品在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条件下，j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反映了i产品和j产品同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由于两种产品相互间的条件概率未必相等，但两种产品间的邻近度应该是相等的，故取两者条件概率的最小值作为产品邻近度的衡量标准。如此，可通过计算任意两种产品的邻近度，获得各个产品之间的距离关系。通过上述计算就可以得出产品之间的距离矩阵，该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且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同质的。这也就是说，同一产品分类下各国出口的产品具有同质性、生产产品的技术相同且基本保持稳定。
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会转向距离当前所在行业距离较近且具有更高利润的产品进行生产。为了综合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种产品上有关生产要素、技术水平、制度等生产能力禀赋，即生产某新产品的潜在比较优势，Hausmann等人(2006)构建“产品密度”来测度一种潜在产品与该国或该地区目前生产的产品平均接近程度，即在该国或该地区生产产品集合既定条件下围绕该产品周边所有产品的加权平均邻近度值，该值反映了潜在i产品周边累积的生产能力禀赋的大小。某产品的产品密度值越大，说明该产品周围就有越多开发成功的产品，此产品未来发展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可能性也越高;反之则不然。
上述公式中，ωc,i,t 表示c国(或地区)i产品的产品密度，xc,j,t 是c国(或地区)i产品是否具有先行比较优势的逻辑值，如果RCAc,i >1，则x=1，否则x=0。
与此同时，Hausmann等人也指出，产品密度仅仅是一个内在条件，要使该产品未来能变成优势产品，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一是该产品具有更高的复杂度(PRODY)，也就是指该产品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而附加值较高、利润也较高，此形成企业将生产能力向该产品生产转换的吸引条件。
上述公式中，PRODY 表示t时期i产品出口收入，GDPpercapitalc,t 表示t时期c国人均GDP。在此基础上，可以计算出一国全部出口所隐含的平均价格水平(EXPY)。
二是该产品需当前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也就是RCA≤1。因为当前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也就代表着该产品未被占领，模型不研究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失势问题。
但由于上述与收入相联系的EXPY和PRODY指数来度量产品复杂度的一个结果就是“富国生产或出口复杂商品，穷国出口简单商品”，为了修正这一缺陷。随着社会网络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发展，Hidalgo和Huasmann等人(2009)通过运用反射方法计算经济复杂度指数(ECI)以及产品复杂性指数(PCI)。
在某一固定时期下，对上述xc,i 进行汇总就可以形成所有国家(或地区)与之生产的所有产品相联系的矩阵Xc,i 。通过对矩阵Xc,i 的横向和纵向相加就可以计算出产品普遍性(K0,i)以及国家多样性(Kc,0)，即分别表示在这一固定时期具有某一产品显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数量：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多，该国(或地区)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产品空间结构越稠密。对同一种产品而言，世界上能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越多，这种产品的普遍性就越高。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技术要求特别高的产品只有相对较少的国家能够生产，普遍性就低;技术要求低的产品，很容易被大多数国家生产，普遍性就高。
但是，这样得到的指标只能分别描述产品普遍性以及国家多样性。很多国家的国家多样性指标相同但是所生产的产品普遍性却存在很大差异。为了准确衡量一个国家或一种产品所包含的能力，这就需要产品普遍性和国家多样性两个指标相互修正来发挥作用。通过n次迭代，直到Kc,n=Kc,n+2=1 时，就可以得到国家间能力的不重叠排名。迭代公式如下：
对于国家而言，偶数变量Kc,0 、Kc,2 ……衡量国家能力的多样性，奇数变量Kc,1 、Kc,3 ……则用来衡量出口产品的普遍性。对于产品而言，偶数变量表示产品普遍性，奇数变量表示国家出口多样性。
当经过多次迭代后，满足
Hausmann and Klinger (2006) 以及Hidalgo et al. (2007)通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固定时期生产的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数量以及对某一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计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复杂度指数(ECI)。通过对经济复杂度的计算，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复杂度指数越高，说明该国或地区能够生产的产品相对复杂，产品空间结构也就越稠密。更具体地来说，一个国家经济复杂度提高意味着两方面重要含义：其一，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增加，生产的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提高;其二，这些增加的比较优势产品，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说明该国的产品不容易被模仿，具有独特性。根据Hausman等人的最新研究，可以计算中国经济复杂度的变化。
通过对中国近20年间经济复杂度的计算发现，中国经济复杂度呈曲折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出口产品的产品复杂度总体上越来越复杂，产品空间变得越来越稠密。分时段来看，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显著上升。截止2008年，中国经济复杂度即从0.4提高到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进一步提升。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产品总额的不断增加是显然的，但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性变化。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空间计算不仅表明经济复杂度指数与出口产品总额处于同步上升，即伴随出口产品总额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复杂度指数也不断上升，而且出口结构也得到显著优化。不难发现，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出口复杂度的显著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复杂度下降，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复杂度进一步提升。但是，2014年以来出口复杂度增长趋势有所放缓。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出口数量的增加未必一定带来复杂度的提升，复杂度还包含产品普遍性的含义。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越复杂，并且世界上能生产该产品的国家或地区越少，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复杂度才会越高。从表4可见，从2005年到2016年发达国家一直占据全球经济复杂度的前列，日本、德国、瑞士这几个以高级精密机械制造闻名全球的国家牢牢占据经济复杂度的前三位，位列前10名的国家仅由韩国替换了斯洛文尼亚，韩国也依赖其腾笼换鸟战略跻入排名前10。
有意义的是，中国在出口产品总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出口的产品也越来越复杂。通过中国ECI排名变化图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复杂度指数在全球各个国家中排名由最初的46位上升到最高的23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复杂性的逐渐提高，经济复杂度也在不断向发达国家看齐，经济复杂度在全球各国或地区的排名变化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理论上，随着一个国家产品和经济复杂度的提高，其产品和经济进一步多样化的机会也增加。第一，复杂度提升说明该国生产趋向产品空间的中心位置运动，位于产品空间图中心位置的产品是高度复杂、且高度连接的产品。使得该国经济更容易实现“猴子跳跃”，即更容易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第二，位于产品空间中心位置的产品还有另一个优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占据巨大的规模。这意味着进入该位置的国家也具备了向全球提供更多需求和更多元化产品的机会。[注：产品空间的地图上，石油表现出最低的复杂性和连通性得分。石油产品仅与一个其他产品(石化产品)相连。]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复杂度的纵向时间演进，以及与不同国家的横向对比，我们得出：第一，中国出口产品不断向产品空间的核心区域靠拢，中心产品的高度连通性，意味着中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第二，中国经济复杂度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复杂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复杂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016年中国经济复杂度排名世界26位，伴随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可以生产更多比较优势产品，通过不断占据了产品空间的大部分，实现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3 中国省级产品空间网络分析
由于中国地区差异极大，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也不相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2002年至2016年中国31个省份(未包含港、澳、台)海关出口数据HS2位编码共计95种产业的出口数据，通过构建中国以省为单位的出口产业空间网络图，形成各省份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空间网络图，进行分省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同时以国家产品空间版图为底图，在其上标注各产业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省份进行相应分析。具体方法是使用每个省HS2位编码的产品出口金额，构建“省—产业”二部网络，以此观察某个产业在某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可能性，以及它是否会随着已经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数量不断增加。
按照Hausman和Hidalgo等的方法，我们通过计算得出2002—2016年任意两种产业之间的邻近度构成邻近矩阵，将这15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均值计算后，就可实现产业网络的可视化[注：详细构建方法请参考产品空间理论，不再赘述。]。通过邻近矩阵构建一个产品空间，该邻近矩阵显示了每对产业之间的相似性。构建产品空间的步骤如下：第一步，先建立一个最大跨越网络，通过计算最大生成树确保图中所有结点都可以在网络中以最少的链接达到;第二步，建立最大加权网络，以阈值0.89为界限，提供产业网络的最终可视化;第三步，将上述两个产品空间网络组合成一个叠加网络;第四步，为了更好地进行网络可视化，我们使用gephi的ForceAtlas2算法进行网络视图的优化，最终形成下图。该图包含95个结点、共有266条相连接的产品空间网络。
从上面绘制的中国出口产业空间网络图可以看出，相同大类的产业在图中多集中在一起或具有联接性，如左下角与右上角的蔬菜、食品和木材，以及纺织品和家具。中国的出口产业空间网络图与前文Huasmann等计算的全球产品复杂度(PCI)和产品空间网络图基本符合，即产品复杂度较低的一些产业如蔬菜、食品和木材，纺织品和家具等位于中国出口产业空间网络图的外侧，位于空间网络图中间的是产业关联性高的金属、电器、化学品等。
通过计算各省市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并把结果在产品网络图中显示。结果发现，经济较发达省份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较多。在同一个省份，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具有聚集效应，最为明显的是东部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市，如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仅多而且还聚集于一起。由于每个省份每年都存在一个产品空间，我们对每个省份进行了详细分析[注：详细数据可以向作者索取。]，通过产品空间视角，可以获得有关中国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两个基本事实特征：第一，一个地区在现有产品空间下有多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第二，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向何处。为此我们先进行跨区域分析，然后对重点省份展开详细分析。
(一)产品空间区域特征
我们按照国家区域划分进行了四个区域的分析[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总体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较多，经济相较不发达的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数量较少。东部地区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具有聚集效应，在产业空间图中表现为，出口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在图中是相连的。每类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省份往往呈现聚集效应，即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省份往往都会相邻。随着时间的进程，当邻近省份具有该类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时，它更容易带动周围省份发展出具有该类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以电器设备为例，具有比较优势得省份大部分是相邻省份。钢铁制品则在环渤海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而药品则在东部沿海省份具有比较优势。
(二)重点省份产品空间分析
1、江苏省。出口产业空间图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集中在图的中部及右部，也就是在纺织品、化学品和家具及机械电子类产品方面更具有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演进，江苏省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基本没有太多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也与曾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关联。出口金额方面，机械、电器、纺织品和家具牢牢占据前三的位置，约占总出口额的七成左右。这就意味着江苏在接下来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仅要增加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也更应该保住当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江苏的苏北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区域，其产业转型升级应该提升传统产业，如机械、化工、电器等行业内部产品的复杂度提升。
此外，当前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转化外部投资，以及如何更好的和上海进行协同发展。当上海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出的同时，江苏省在逐渐丧失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同时，如何更好的参与竞争，将至关重要。
2、浙江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集中在纺织品、化工以及木材类，密集的占据了产业空间网络图的上侧和右侧。相较于其他省市，不难看出，浙江省是产业空间网络图中心地带最为集中的省份，产品范围也是从蔬菜、食品到金属再到运输车辆。其中，纺织品和家具占据了浙江省出口的近四成，成为浙江的之主产业，蔬菜食品和木材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机械和电器比重不断上升。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东南亚凭借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势必会对浙江的支柱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浙江凭借“买全国，卖世界”的策略，本地并不生产大量产品而带来的出口优势，这就导致浙江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主要依赖于下游商品的升级迭代。因此，浙江省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应该依托于市场所形成的产品优势与企业家资源，进而促进本省的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
3、山东省。山东是所有省份中出口具有最多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省份，从产业空间网络图中可以看出一半以上的产品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并且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不同种类的多分散，相同种类的多集中。从出口矩阵图中可以看出，纺织品和家具以及蔬菜、食品和木材在2002年中在出口总额中占据绝大部分，随着产业升级的进行，这两种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化学品和塑料以及机械的比重在上升，至今这四类产业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同。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产业空间网络图中最大的产业也就是电器和机械类，虽然出口金额还属于前十，但是在山东省基本上都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这也就是说虽然该类产业出口的多，但是在本省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达到该类产业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结果，也可能反映山东省凭借其区位优势以及完备的交通运输，依托于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在当前“蓝”“黄”两大国家级发展战略(即《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着力发展一体两翼的海洋经济，实现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区域互联，进而促进环渤海经济圈的共同发展。山东依托于海洋经济发展船舶、海洋工程、石油化工、以及海洋新能源及新材料等产业。
4、广东省。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集中在产业空间网络图的左上方，位于中心地带的产品较少。在纺织品以及电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与浙江省相似的是，这部分同样受到东南亚的印尼、越南、泰国等国家强烈的冲击。广东省目前的产品空间现状与90年代的韩国十分相似，当时韩国所采取“腾笼换鸟”政策取得显著成果，广东省可以进行相应的借鉴。“腾笼换鸟”政策的核心在于在尽量维持高复杂度产品的同时逐步减少低复杂度产品，并发展已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相邻近的产品。将广东省低利润附加值的产业如服装类逐渐移除，保留其中的高端部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以及我国出口最大的省份，广东省的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它的转型升级将对中国从“世界加工工厂”向“全球先进制造基地”的转型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可以依托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所带来的体制优势，并依托于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形成以佛山和东莞为核心的珠三角经济发展中心。
我们通过构建中国各省出口产品空间网络，可以更具体观察不同地区产品空间状况和产业转型升级得方向。我们发现：第一，东部省份生产了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但是不同省份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这说明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在理论上也应该是差异化的;第二，从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看，各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产品空间上的显著集中，说明在历史的演进中，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演化规律，借用产品空间的语言，猴子向着相邻的树木跳跃;第三，我们也发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一定地理上的临近性，这可能反映了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区域之间相互学习。
4 产品空间视角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政策含义
(一)进一步增强产品复杂度高的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产品空间理论认为，所有的产品都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产品空间外围产品的复杂性较低，出口需求弹性较核心产品低。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在产品空间中密集部分的商品，那么结构转换就容易得多，因为所获得的一组能力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部署到附近的其他产品。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外围产品，这种重新部署就更具挑战性，因为没有其他产品需要类似的设置。因此，一个国家在产品空间中的地位标志着其结构转型的能力。产业升级的路径应结合产品复杂度以及产品距离进行。生产一种产品的距离可以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风险程度，距离的范围为0到1。其中1最远，生产的风险最大，也就是说生产该产品与现有的专有技术基本没有关系，需要协调许多缺失的能力和投入才能进行生产。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已经收窄。本文对中国未来产品可行性进行了估算，得出以下结论：机械、电子、交通运输以及化学品等复杂度普遍较高，农产品、矿产品以及纺织品复杂度明显偏低。这时在距离相同的情况下应着重发展金属、机械以及电子类产品。在积极发展已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复杂度较高的产品基础上，对复杂度较高且不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距离较低的产品也应该积极进行产业升级转型。
(二)沿着距离较近的产品优先产业升级
在产品空间理论中，距离是一个测度指标，衡量一个国家现有位置进入一个特定产品的能力。一个产品的距离(从0到1)是捕获一个位置现有能力的范围，以便根据一个产品与其当前出口的紧密程度来衡量该产品的制造能力。我们对比潜力产品和新兴产品的距离，发现1995-2016年中国出口产品中新兴产品的距离较短，这说明为了发展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应该从距离较近的产品开始。这符合经济发展的演化原则，从生产熟悉的产品逐渐扩张。进一步通过四个字节行业出口数据测算，本文发现：如果沿着距离较近的产业优先发展，中国出口制造业应该发展机械、金属制造等产业。
(三)从跨国产品空间对比看中国产业升级路径
一些亚洲国家跨越了转型升级的门槛，迈向了更高收入的国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日本和韩国。Hausmann和Klinger(2006)提供了一个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结构的测度，该指标能够反映经济适应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并衡量了进一步结构变化的潜力[注：他们称之为“开放森林”。即一个国家所有潜在出口商品(即那些尚未具有相对优势出口的商品)复杂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是这些商品与当前的的密度或距离。密度(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是衡量一个没有比较优势出口的商品与国家的出口篮子有多近(远)。它代表着一个国家潜在出口，即成功地出口了一种“新”产品(它获得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开放森林捕获了该国可能出口的商品的(预期)价值，即它目前没有比较优势出口的产品。因此，这个值取决于未出口货物离当前篮子的距离(即距离，或者国家能够出口的概率)以及这些未出口货物的复杂程度。]。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直占据经济复杂度排行榜的第一，说明日本出口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相较中国更为复杂。日本通过提出雁形理论，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将轻工业、农业以及原产品加工类行业进行转移，从而实现了产业升级，因此日本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虽然中国出口总金额远远高于日本，但是中国经济复杂度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出口品中纺织品和家具这一类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占比较高。交通运输类以及机械、电子等行业需要重点发展。虽然机械、电子类在中国出口品的比重已经位居前两位，但应该向复杂度更高的产品转移。
我们利用日本和韩国早期(1995)年的产品空间图与中国当前产品空间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日韩都把汽车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汽车产业具有高度的连通性，通过发展汽车产业可以更容易扩散到其他相关产业。从这个意义上，产业政策应该支持优先发展高密度产业，例如机械、电子、化工等高密度产业，从而更好利用比较优势。由于产品空间图的中心被这些高密度产业占据，通过优先发展这些高密度产业，从而可以更好的向产品空间图的周围进行扩散。
(四)不同区域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
1、东部地区。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最先进行改革开放试点的沿海大都市，在早期出口产品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数量特别多。后来受制于土地资源的不足，它不得不与周围省份竞争所形成的产业，这也一方面推动了上海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有所减少，到近些年已趋于稳定。2002年时上海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多集中在纺织品、化学品和塑料以及金属等方面，尤其是纺织品出口金额占上海市出口总金额的1/3。随着时间的进程，上海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逐渐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和家具类转向电器、机械类产品。到2016年上海纺织品和家具类出口占比已降至10.59%，电器与机械类占比达到了65.2%。从区域角度来看，由于上海紧邻江苏与浙江，应加大与这两个省的错位竞争，从而实现协同发展。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增加机械、化工、医药等产品的研发与创新，发展出具有全球影响力与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受制于城市土地面积以及各项自然资源的制约，作为一个城市经济体，不同于面积资源更为丰富的大省，应在未来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结合国际大都市及金融中心的国家定位，应进一步提升金融及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发展创新型高技术产业，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
2、中部地区。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河南省出口产业空间网络图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业的变化可以看出，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不断减少，原先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大量的纺织品、农牧产品以及金属制品其比较优势在消失。从出口产品矩阵树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河南省电器类占比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占据了出口的一半以上，这说明河南省出口产品从原先的农产品及纺织类迅速向电器类转换。此外，钢铁、铝等金属制品的出口也在迅速降低，对于具有较高污染的过剩产能有一定的遏制作用。2018年，河南省通过提出12个重点产业转型发展专项方案，对落后产能进行“腾笼换鸟”，进一步提高电器类产品的转型升级。
3、东北地区。以吉林省为例，吉林省出口产业空间图中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多集中在图的右侧以及做下角，多为农产品。从出口产品矩阵图的变化可以看出，最初出口份额最多的谷物类在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电器、运输车辆类的不断上升，木制品所占比重基本维持不变。通过上述变化，可以发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对重工业的大力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依托于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及已经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础，不断提高对相应产业的发展。
4、西部地区。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之中，机械类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占据了四川出口的一半以上，电器类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1/4，其他产品如特殊交易品、钢铁、化学品也占有一定比例。近年来，四川省将四川划分为五大经济区，沿着各具特色又相互协调的路径发展[注：包括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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