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中国经济有周期、有波动。只要有了经济过热，所有金融市场高峰就会有低谷，有了经济过热就会产生债务问题，后面就会有调整。前些年的下滑只是“软着陆”的必然调整。二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明显。经济过热时通过宏观调控使得泡沫得到控制。三是，我国经济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软着陆”。“2008年第一轮经济过热后的"软着陆"调整被全球金融危机打断，本次延续调整必然难度更大，经历时间更长。我国经济依然维持着增长，这就是与欧美"硬着陆"的本质不同。”樊纲说。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软着陆”有利也有弊。“"软着陆"的好处是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不出现"硬着陆"。但是坏处则在于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中国经济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在推进中。中国经济恐怕还要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等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说。

　　对于经济探底的过程，樊纲认为，这对形成新的产业格局有着积极的作用。经过这轮调整，产能过剩企业能够清除，我们的经济才能更好增长，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很好理解，当经济过热时，企业连订单都忙不过来，就算想创新也顾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企业不积极创新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企业必须思考如何提高效率。因此不要小看低谷时期的状态，不要想它完全是负面的，它也有积极的作用。其积极的作用就在于会形成一种全新的产业格局，在危机中也会有大量的机遇。”樊纲说。

　　“中国的经济目前面临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樊纲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中国资本市场应减少一点个人投资者，多一些机构投资者，即实施金融市场的稳定机制。“机构投资者为什么相对稳定呢?除了它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以外，重要原因是因为资金量大，这样可以分散风险，或进行风险管理组合。我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发展机构投资者，用更稳定、更稳健的方式把社保等储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使我们这么多储蓄能够有更多的出处，更多的研究对象。”樊纲说。

　　除了对国内资本市场有内部效应之外，高储蓄率还有外部效应。外部效应就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对于这么高的储蓄率我们也要看到其对金融体系"走出去"战略方面提供的条件。趁着这个机会，一方面我们应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帮助周边国家，他们得以发展之后可以使我们有更大的市场。”樊纲说。

　　樊纲表示，自2015年人民币加入了SDR成为世界货币后，我们应该把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多纳入交易当中考虑。“国内的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对冲汇率的风险，企业要学会在变动的汇率市场中发展。这也是我们金融市场面临的一些新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金融机构的机遇，可以设计出一些产品使大家能够对冲汇率风险。”樊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