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透露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存款利率放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提速期。中国目前贷款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已经市场化，放开存款利率限制将成为利率完全市场化的“关键一跳”。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他山之石”。

　　美国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较早的国家，美国和多数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往往采取了渐进式步骤，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减少金融体系内的扭曲和帮助实现资金成本合理定价，美国等国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遭遇的挑战对中国也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1933年银行法》中的“Q条例”设立了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其初衷是为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和避免金融机构过度竞争，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通胀压力高企，居民储蓄意愿下滑并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货币市场基金在1971年登上历史舞台并如雨后春笋般壮大。在压力倒逼之下，美国从70年代逐步开始修改“Q条例”，但在数度提高存款利率上限水平仍无法根本解决“存款搬家”和金融脱媒持续的情况下，在1986年最终废除“Q条例”。

　　目前，国内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宝军团”正在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经济学家孙涛告诉记者，“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美两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都是利率水平较低、投资者寻求更高回报的结果。在美国，“Q条例”规定的最高存款利率是定期存款的7.75%，而从1978年7月开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开始超过最高的存款利率，并于1979年初突破10%，负的存款利率是任何存款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满足投资者需求的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应运而生，如商业票据市场帮助投资者直接贷款给借款人，而中介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一步设立货币市场基金，以其为平台收集中小投资者的资金投资于商业票据。这些货币市场基金又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对回报率也没有限制，所以这些基金便蓬勃发展起来。显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与美国当时的情况，逻辑如出一辙，只需要把当时美国的商业票据换为现在中国的银行大额存款即可。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项目主管白乐明指出，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猛是多个因素助推使然，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不受《1933年银行法》管辖，也不受在美国跨州设立分支的束缚，其监管当局并非美联储而是美国证监会，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无需向美联储缴纳存款准备金，也不用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缴纳存款保险费，也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因而成为美国短期融资市场上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美国货币基金的总规模达到3.76万亿美元的峰值，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也达到26%，该比例在2012年下滑至17%。

　　利率改革牵动经济神经中枢，在操作路径上，美国等国的利率市场化往往历时多年并经历多个步骤。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欧明刚等专家介绍说，美国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废除经历了“先大后小”的策略，即先取消大额存款利率上限再过渡到取消小额存款利率上限，首先取消的是1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上限，毕竟拥有高资产的人士往往具有更强的风险甄别意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驻华代表费达翰指出，全球多数国家都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进行过利率管制或者控制信贷流向，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美国首先放开贷款利率，德国首先放开存款利率，但两国都是在放开小额短期存款利率之前，先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

　　无独有偶，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表示，中国存款利率的放开宜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思路渐进式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表示，中国存款利率放开不必一蹴而就，可以首先允许各银行将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最高上浮空间从目前的10%进一步扩大到30%甚至50%。

　　改革需要妥善应对风险，利率市场化改革亦不例外。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研究员陆瑞安等专家提醒，美国废除“Q条例”恰逢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的时间点，大量储贷机构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来高息揽储，造成资金成本攀升，但在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上，其贷款投向的相当大一部分却是60年代和70年代以较低利率发放的定息长期房贷，借短贷长的业务模式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为了弥补损失，在监管不力的背景下，这些机构又忽视贷款质量，将大量新贷款投放至住宅和商业地产项目以及经验不足的债券市场中，由于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出现“储贷机构危机”，共有上千家中小银行倒闭。

　　费达翰在与IMF其他经济学家合写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各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常见的挑战在于，各家银行为了争夺存款和市场份额而造成息差收窄、银行破产和金融不稳定的局面。

　　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利率放开之后，信贷规模大幅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各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一些传统的大银行失去了市场统治地位，挪威和芬兰的银行业贷存比甚至超过了100%。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和芬兰都经历了长时期的经济深度衰退，居民消费、银行信贷和投资锐减。费达翰等专家认为，北欧国家在利率自由化后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并非自由化本身，而是在缺乏有效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背景下，需求过度释放，在资本账户放开的背景下，本国银行向海外过度融资，导致国内需求“虚高”，从而拉动房地产需求膨胀和房价攀升。

　　欧明刚认为，美国储贷机构危机也反映了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业务结构单一的金融机构具有脆弱性。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中国真实现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很多金融机构不仅息差会缩小，不排除像美国上世纪80年代那样出现存贷款利率“倒挂”的可能。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速度也是过犹不及。费达翰等专家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当可能导致金融动荡，土耳其在1980年迅速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银行和经纪公司开始通过提高存款利率争夺存款，导致利率迅速攀升，这些金融机构却未能考虑如何使用这些存款，最终导致长达两年的金融危机，部分小银行和经纪公司被迫破产。土耳其政府被迫重新恢复利率管制，但是金融市场动荡给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离不开达到国际标准的银行监管、资本充足率要求、贷款评级分类和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建设。土耳其在金融监管方面下了大力气，并在1984年重新放开利率，这次利率放开之后并未造成金融市场动荡。韩国的利率市场化也经历了和土耳其类似的先开放、恢复管制、再开放的曲折路径。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美国废除“Q条例”之前，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成并运营了约半个世纪。孙涛指出，存款保险制度至少可以保护中小银行和储户的利益，所以它的建立有利于控制因存款利率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建设至少要和利率市场化同步进行。陆瑞安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将能帮助储户和银行更好地监控风险和进行风险定价，此外中国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要对享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银行加强监管以避免监管套利，同时对货币市场基金和理财产品市场要加强规范。

　　美国“主要储备基金”危机依旧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该基金持有雷曼兄弟的商业票据，在雷曼兄弟破产后，该基金的净值跌破一美元，一度引发市场恐慌，导致2008年9月15日当周投资人从各家货币市场基金中赎回3000亿美元，若非美国财政部及时伸出援手给货币市场基金类似于存款保险性质的保护伞，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风波还将进一步发酵。当危机来临时，货币市场基金方便赎回却没有存款保险保障的特性也会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

　　中国决策层对此应该已有考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近期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时表示，今明两年央行将重点推进人民币存款利率的改革，利率市场化方面将有“实质性”的进展，从而实现全方位的利率市场化，而在大力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也会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欧明刚认为，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存款人应提高自身的风险评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银行也应当提升其定价能力和对负债端的管理能力。彭兴韵强调，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也要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并丰富风险管理手段。

　　专家表示，各国的国情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不同，推进利率市场化可借鉴国外经验，但也可以有适应本国实际情况的差异性安排。此外，业内人士还指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离不开民众违约意识的建立和信用风险文化的建设，以市场化为“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也将为利率市场化提供不可或缺的软环境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