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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又走到十字路口

发稿时间:2017-03-01 10:29:46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唐 钧

  近年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民生政策恐怕就是“健康中国”了。但是,现在“健康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健康中国”的概念,也许正在被悄悄地偷换成“医疗中国”。

  一般来说,“健康”对应的英文单词是“Health”,非常明确。但在中文语境中,却多出了一个可能是从日文转换而来的概念——“卫生”,这个词对应的英语单词也是“Health”。与此同时,在中文语境中,“卫生”又经常与“医疗”一词构成一个复合名词“医疗卫生”,“健康”通过“卫生”的“中介作用”,很容易就会滑向“医疗”。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看这个定义,“健康”明显包括三重含义:其一,没病没灾;其二,身心健康;其三,幸福美满。这样理想的“完好状态”,显然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中国”也应该是这三重含义在中国的整体性的实践。

  20世纪以前,结核病、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我们姑且称之为“传染病时代”。20世纪中,因为疫苗注射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急性传染病基本上得到控制甚至被消灭。此后,慢性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研究表明:“如今,许多主要的致死原因与个人习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非医药所能解决”。于是,人类社会从此迈进了“慢性病时代”。

  慢性病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慢性病的致病原因被认为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二,慢性病通常是只能控制而不可治愈的。正因为如此,在传染病时代形成的“治疗至上论”已经与当代社会以慢性病为主要威胁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科学院韩启德院士的名言“医学对健康只有8%的作用”,。还有就是在坊间流传甚广的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医疗服务的商业化倾向已经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潮流。从医疗服务的高门槛和高风险而言,医护人员待遇高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医疗服务从本质上来说是“天然垄断”的。如果以产业化为幌子,以过度医疗为手段来无度地攫取财富,就令人遗憾了。这也就是迄今为止,新医改并没有得到民众点赞的基本原因。

  “健康中国”是一项集社会、环境、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宏大工程,并不是医疗卫生一家的事。如果“健康中国”滑向“医疗中国”,最后成为少部分官员、医院、药商和医生的欢宴,人民群众就惨了。譬如近年来兴起的老年服务,也被归到“健康产业”中,但显然已经被“医疗部门”所挟持,老年服务越来越被限制在对“病”和“医”的狭隘理解中。

  但是,国际经验表明: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主要针对的是“衰弱”和“失能”的老年人。造成“衰弱”和“失能”的原因有三:一是罹患疾病,二是生理衰退,三是智力障碍。所以,老年服务应该生活照料和健康护理并重,同时偏重于日常生活起居的照顾。其基本内涵为生活自理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实现、尊严及基本的人权的尊重。以上的理解,是否与前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理念更加契合。但现在一些“试点”,正在把长期照护变成医疗服务的衍生品,显然是与真正的健康老龄化背道而驰。

人物介绍

唐钧,上海人,1948年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M. Phil)学位。曾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MPA和MSW导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1986年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共做了80多个相关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近700余万字,译著约8万字。主要论著有:《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中国社会》、《问题与障碍: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等等。

近年来多关注中国老年保障问题,包括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承担了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和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课题,发表有《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和模式选择》(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老年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转载)、《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