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两会之后，社会降费的话题又在媒体上开始热闹起来。据报道：“自今年2月以来，至少有7个省(市)按照本轮中央的统一部署已经出台了社保降费措施，其中多以下调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为主，以降低企业成本为主要目标。”仔细琢磨，发现报道中提到的7个省份，除上海市和广东省外，其他省份仍然是在落实去年国务院的部署。如报道中提到的天津市、云南省、甘肃省、贵州省和江苏省，主要都是按国务院的要求下调失业、生育、工伤三险，但时间上则已经晚了半年到一年。

　　平心而论，上海市的这一轮降费是最为货真价实的。“上海社会保险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全年企业减负约135亿元”。其中包括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1%，失业保险0.5%。此轮降费前，上海市“五险”的总费率为45.5%，包括养老保险29%、医疗保险13%、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0.5%和生育保险1%。从这些数据看，其中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已经按照2015年国务院的要求下调了1. 5%。如今再次降费，上海市的“五险”总费率降为43%，其中养老保险28%，医疗保险12%，失业保险1.5%，工伤保险0.5%，生育保险1%。除了上海，还有广东省，相关报道中提到失业保险从原来的2%降至1%，这是在去年按国务院要求下调后今年再次降费。另外报道中也提到医疗和工伤，但未见具体的数据。

　　全国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与社保降费相关的报道中仅仅提及7省(市)。当然未被报道的省份未必就没有采取降费措施，但情况大概不甚乐观。虽然如今热议再起，但真正采取进一步措施的目前只看到了上海和广东。如此说来，社会降费是否有一定的难度?与此相关的困难究竟有多大?这恐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时间上在2014年或更早一些，中国社会保险费率世界第一的说法不胫而走，颇为吸引眼球。这个说法在2015年年初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国家各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超过40%，总体偏高。”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五险一金”的总费率高达50—60%，其中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大概要占到将近40—50%，确实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于是，便有了官方承诺：“我国社会保险费率会适时下调，从而有效地平衡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尤其是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以减轻企业负担为目标，下调社会保险费率成为一个常用的手段。

　　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险费率高，也有其客观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劳动阶层的工资普遍偏低。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表面上是再分配有问题，但根本的原因可能在初次分配。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险费率虽高，但因为工资低，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却并不是很多，一些保险项目还需要政府再加补贴。如今热议的“降费”，严格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空间。

　　譬如养老保险，2014年缴费收入21100亿元，参保职工25531万人，平均到每名参保职工头上仅8264元，再分摊到每月，是689元。2015年，企业退休职工每人每月的养老金2200元，因此发1 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需要3.19个职工缴费。若是拿参保职工25531万人除以退休人员8593万人，赡养系数是2.97。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2.97个职工在缴费赡养一个退休人员。与“需要”相比，差距是0.22人。所以，光靠缴费收入，整个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是有“窟窿”的。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收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上述“窟窿”一直存在。最初是50亿元，到2014年各级财政补贴已达3548亿元，占整个养老金支出的16%。鉴于以上的事实，试想这项制度还能有多大的降费空间?

　　医疗保险也一样，2014年，职工医疗保险的支出为7083亿元，比2009年的增加4218亿元，5年中增长了147.23%。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近年来老龄化进程的加速。2009年，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退休人员5527万人;2014年，增加到7255万人，5年中参保退休人员的绝对数增加了1728万人，增长了1/3。从城镇医保的整个盘子(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看，2014年收入9687亿元，支出8134亿元，支出已占到收入的84%。同时，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4%和19.6%，后者大于前者2.2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幅度上“收支倒挂”的发展趋势，使医疗保险的前景如履薄冰，降费空间自然也不容乐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中的大户，以“五险”40%的费率计算，这两项要占到九成。其余的3项，总共占4%。目前此3项已经降了1.75个百分点，还剩2.25个百分点，再降就等于取消了。当然，2014年，失业保险的基金有累计结存4451亿元，工伤保险基金又累计结存1129亿元，还有点富余。但是，这些积累可能是以“应保未保”为代价的。2014年，在参加失业保险的17043万人中，只有207万人领取了失业保险金，后者占前者的比重是1%。在参加工伤保险的20639万人中，仅有198万人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也是1%。如果要让这两项保险真正发挥作用，恐怕降费的回旋余地也不大。

　　社会保障制度暨社会保险制度，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应对社会经济风险。譬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建立起来的。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在二战后的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人民看到了前途、建立了信心，从而奠定了逆势而上，走出困境的基础。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不仅是对保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更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能是在社会心态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下行且社保降费空间极小的时代背景下，过于强调几乎只起到道义上的支持作用的“降费”，恐怕并不明智，也许应该适可而止了。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建设来看，也不能将相关讨论局限在狭小的保险框架内成天琢磨缴费。实际上，若不考虑加入外部财力，譬如中央财政补贴、国企利润划拨，等等，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很可能找不到改革的方向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