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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社保降费空间有限

发稿时间:2017-03-01 09:54:08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唐 钧

  近一年多来,社保降费已经逐渐形成一种趋势。2015年,国务院曾两次作出决定,调整社保缴费的费率。第一次是从3月1日起,将失业保险的费率从3%下调至2%。第二次是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的费率从1%下调至0.75%,将生育保险的费率从不超过1%下调至不超过0.5%。2015年的两次调整,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平均费率,总共大约降低了1.75%。

  2016年两会之后,社会降费的话题又在媒体上开始热闹起来。据报道:“自今年2月以来,至少有7个省(市)按照本轮中央的统一部署已经出台了社保降费措施,其中多以下调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为主,以降低企业成本为主要目标。”仔细琢磨,发现报道中提到的7个省份,除上海市和广东省外,其他省份仍然是在落实去年国务院的部署。如报道中提到的天津市、云南省、甘肃省、贵州省和江苏省,主要都是按国务院的要求下调失业、生育、工伤三险,但时间上则已经晚了半年到一年。

  平心而论,上海市的这一轮降费是最为货真价实的。“上海社会保险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全年企业减负约135亿元”。其中包括养老保险1%,医疗保险1%,失业保险0.5%。此轮降费前,上海市“五险”的总费率为45.5%,包括养老保险29%、医疗保险13%、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0.5%和生育保险1%。从这些数据看,其中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已经按照2015年国务院的要求下调了1. 5%。如今再次降费,上海市的“五险”总费率降为43%,其中养老保险28%,医疗保险12%,失业保险1.5%,工伤保险0.5%,生育保险1%。除了上海,还有广东省,相关报道中提到失业保险从原来的2%降至1%,这是在去年按国务院要求下调后今年再次降费。另外报道中也提到医疗和工伤,但未见具体的数据。

  全国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与社保降费相关的报道中仅仅提及7省(市)。当然未被报道的省份未必就没有采取降费措施,但情况大概不甚乐观。虽然如今热议再起,但真正采取进一步措施的目前只看到了上海和广东。如此说来,社会降费是否有一定的难度?与此相关的困难究竟有多大?这恐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时间上在2014年或更早一些,中国社会保险费率世界第一的说法不胫而走,颇为吸引眼球。这个说法在2015年年初得到有关部门的确认:“国家各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超过40%,总体偏高。”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五险一金”的总费率高达50—60%,其中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大概要占到将近40—50%,确实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于是,便有了官方承诺:“我国社会保险费率会适时下调,从而有效地平衡国家、单位和个人的负担”。尤其是近年来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以减轻企业负担为目标,下调社会保险费率成为一个常用的手段。

  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险费率高,也有其客观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劳动阶层的工资普遍偏低。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表面上是再分配有问题,但根本的原因可能在初次分配。因此,中国的社会保险费率虽高,但因为工资低,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却并不是很多,一些保险项目还需要政府再加补贴。如今热议的“降费”,严格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空间。

  譬如养老保险,2014年缴费收入21100亿元,参保职工25531万人,平均到每名参保职工头上仅8264元,再分摊到每月,是689元。2015年,企业退休职工每人每月的养老金2200元,因此发1 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需要3.19个职工缴费。若是拿参保职工25531万人除以退休人员8593万人,赡养系数是2.97。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2.97个职工在缴费赡养一个退休人员。与“需要”相比,差距是0.22人。所以,光靠缴费收入,整个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是有“窟窿”的。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收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上述“窟窿”一直存在。最初是50亿元,到2014年各级财政补贴已达3548亿元,占整个养老金支出的16%。鉴于以上的事实,试想这项制度还能有多大的降费空间?

  医疗保险也一样,2014年,职工医疗保险的支出为7083亿元,比2009年的增加4218亿元,5年中增长了147.23%。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近年来老龄化进程的加速。2009年,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退休人员5527万人;2014年,增加到7255万人,5年中参保退休人员的绝对数增加了1728万人,增长了1/3。从城镇医保的整个盘子(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看,2014年收入9687亿元,支出8134亿元,支出已占到收入的84%。同时,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4%和19.6%,后者大于前者2.2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幅度上“收支倒挂”的发展趋势,使医疗保险的前景如履薄冰,降费空间自然也不容乐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中的大户,以“五险”40%的费率计算,这两项要占到九成。其余的3项,总共占4%。目前此3项已经降了1.75个百分点,还剩2.25个百分点,再降就等于取消了。当然,2014年,失业保险的基金有累计结存4451亿元,工伤保险基金又累计结存1129亿元,还有点富余。但是,这些积累可能是以“应保未保”为代价的。2014年,在参加失业保险的17043万人中,只有207万人领取了失业保险金,后者占前者的比重是1%。在参加工伤保险的20639万人中,仅有198万人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也是1%。如果要让这两项保险真正发挥作用,恐怕降费的回旋余地也不大。

  社会保障制度暨社会保险制度,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应对社会经济风险。譬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建立起来的。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在二战后的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人民看到了前途、建立了信心,从而奠定了逆势而上,走出困境的基础。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不仅是对保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更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能是在社会心态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下行且社保降费空间极小的时代背景下,过于强调几乎只起到道义上的支持作用的“降费”,恐怕并不明智,也许应该适可而止了。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建设来看,也不能将相关讨论局限在狭小的保险框架内成天琢磨缴费。实际上,若不考虑加入外部财力,譬如中央财政补贴、国企利润划拨,等等,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很可能找不到改革的方向和出路。

人物介绍

唐钧,上海人,1948年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M. Phil)学位。曾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MPA和MSW导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1986年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共做了80多个相关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近700余万字,译著约8万字。主要论著有:《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中国社会》、《问题与障碍: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等等。

近年来多关注中国老年保障问题,包括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承担了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和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课题,发表有《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和模式选择》(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老年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转载)、《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