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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的精准反贫困

发稿时间:2017-03-01 09:49:09   来源:中国改革网   作者:唐 钧

  在当前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中,“精准”成为一个核心概念。但是,怎样理解“精准”,怎样在反贫困的实践中把握和贯彻“精准”,实在有大文章可做:

  其一,精准扶贫要强调目标的精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里,贫困的存在及其严重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多少物质财富?其二,这些财富将被怎样分配?因此,对反贫困战略具有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经济增长、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前者决定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多少物质财富,后者决定这些物质财富将怎样分配则决定于劳动分配(初次分配)和社会保障(再分配)。

  上述的这三个影响因素之间是有排列顺序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物质财富丰富了,社会分配才有可讨论的余地。其次是收入分配。经济增加势头好,也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分配,否则反贫困的目标也不能实现。同时,初次分配贫富差距拉的太大,光靠再分配来弥补也是难以奏效的。最后是社会保障。起坐用是织就一张为弥补初次分配不足的托底性的安全网,其目的是不让每一公民或社会成员跌落贫困陷阱中。

  其二,精准扶贫要强调手段的精准。若将经济增长、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再进一步落实到反贫困的可操作层面,根据以往的经验,经济增长的具体手段是开发性扶贫;劳动分配方面的具体手段是可持续生计;社会保障方面的具体手段则是社会救助。

  这三种手段也是有排列顺序的:位居其首的应该是社会救助,即先让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得到救助政策的庇护,然后再一一帮助他们脱贫。但要注意,有一部分人是难以脱贫的,需要长期依靠救助。位居次席的是开发性扶贫,即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援助、能力培养和文化建设,以地区性的经济开发,最终使贫困地区大部分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位居末尾的是可持续生计,即将开发性扶贫的成果落实到贫困人口。这需要一家一户地帮助他们建立起与经济社会环境相配套的个性化的可持续生计。

  其三,精准扶贫要强调标准的精准。实际上,贫困标准并非天然产生,而是人为划出来的“道”,所以其精准总是相对的。确定贫困标准,至少要综合考虑贫困作为社会事实、作为社会评价、作为政策后果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

  如今的城乡低保制度,实际上70%左右的经费开支来自中央财政。既然中央 “拿大头”,那么就应该对贫困标准有发言权,至少应该出台一个更为“精准”的指导性的意见,以改变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

人物介绍

唐钧,上海人,1948年生,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获硕士(M. Phil)学位。曾任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天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MPA和MSW导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导师。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从1986年开始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共做了80多个相关课题,发表和出版论著近700余万字,译著约8万字。主要论著有:《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中国社会》、《问题与障碍: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社会政策思考》、《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等等。

近年来多关注中国老年保障问题,包括老年服务和长期照护保障,承担了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和北京市老龄委的相关课题,发表有《长期照护保险:国际经验和模式选择》(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中国老年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转载)、《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研究》(江苏社会科学)、《失能老人护理补贴制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等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