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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发稿时间:2019-04-08 16:15:08   作者:徐景安

  中国面临两难:中国必须现代化,否则就摆脱不了贫困、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负,就可能被开除“球籍”。这已被中国的近现代史所证明。但中国又不能走西方现代化之路,中国13亿人口的物欲膨胀,为中国的国情所不容,也将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中国不现代化被别人灭亡,中国现代化加速人类的灭亡。中国取得现代化的较大成功仅二十多年,中国人还刚刚实现小康,中国就不能按照西方的路走下去,这是中国人的不幸,还是幸事呢?

  当下的中国正义无反顾的走着西方现代化之路。

  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梦魇中走出来,坚定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无疑,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中国也染上了西方的经济主义,把经济增长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把物质生产看作最神圣的目标。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迎刃而解,成为上下共识。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标是最硬的任务。与经济工作相比,其它都是次要的。《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中国为实现持续发展制定的行动纲领,就是这样的文件开宗明义确定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这就是说,环保工作与经济建设发生了矛盾,应服从于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与持续增长相比,还是持续增长重要。多少整治环境的行动收效甚微,多少小造纸厂、小化肥厂、小化工厂、小水泥厂、小制革厂关停不了,多少破坏生态的项目迎风而上,还有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荒等等都是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虽然各地都有环保部门,但他们怎么档得住“群众”致富的浪潮,怎么顶得住党政一把手创造政绩的压力?浙江某地为了发展经济,开辟了一个洋电器拆卸工业园。所谓洋电器,就是外国人丢弃的旧电器,里面有各种稀有金属,这个工业园就分配给家家户户拆下来冶炼,算是致富的新门道。这些金属都是剧毒物质,把工业园区的土地浸泡成黑色,地下水源也遭到污染,流进河流将毒害更多的地方。这样一个贻害当地、贻害子孙、贻害四方的项目,居然能立项开工、经营运作,方方面面都开绿灯,实在匪夷所思。据统计1991年这样污染严重的项目占了外商投资生产企业的29%。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1993年运抵南京港的韩国化工垃圾案、1996年运抵北京的美国垃圾案。为了经济增长,什么都可以不顾,经济主义已浸透在灵魂中、溶化在血液里。结果是经济发展了,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恶化了。

  国家环保总局指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总体上生态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深,并呈现出区域性破坏、结构性解体和功能性紊乱的发展态势。同时,许多地区还存在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点上的治理赶不上面上的破坏,治理的力量与破坏的力量不成比例。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预警小组对中国环境状况的评价是: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逾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实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除了搞赤字财政以外,就是鼓励民众消费。为此,我国的舆论导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倡导节俭,转向纵容消费。1999年10月我国出了一本书,名为《走出节俭的误区》,居然对节俭大加批判,对浪费大加赞扬。

  作者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消费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在当前一片鼓励消费的呼吁情况下,节俭的生活方式也总是被许多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得到人们的肯定。而这正是我要全力予之以攻击的。”

  “在欧美、日本等国,有许多家用设备,像电视机等等,往往稍一用旧,甚至只是型号稍一过时,有许多甚至一点毛病都没有,便会被扔掉,这在中国人看来,一定是极大的浪费了。但在他们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既提升了自身的生活质量,又增加了消费,促进了整个社会各个流通环节的增长。”

  “倘若从纯粹节俭的角度来看,目前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被认为是不必要,非常浪费的,如豪华的晚会,五星级的奢华客房,一掷千金的名贵时装。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抛去那些最基本的需要,我们生活中许多生活细节和享受若从节俭者的眼光看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可以忽略的。可事实上,我们都可以认识到,正是这些不必要的行为,‘浪费’的生活习惯才支撑起了我们经济牢固的基石。并且它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完美、丰富多彩,可以充满各种各样生活的趣味和珍贵的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可以出现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美妙的变化,让平庸生活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而生机勃勃。”

  “节俭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骨髓、血液,并且它还被人一再地强调着提醒着。正因为它被广泛地认可接受才具有了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大敌。”(1)

  深圳某报也发表文章质疑节俭的美德:“如果说,在小农经济时代,在短缺经济时代,节俭是一种美德,那么,在今天买方市场开始形成,生产过剩,滞后的消费观念已经成为压抑消费,阻碍生产的情况下,消费观念的转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要改变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2)

  深圳某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引用凯恩斯的话说:“节俭对个人是美德,但对社会来说,则可能是过错;个人的聪明之举,可能是社会的愚笨之举,每个人都想多储蓄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会导致大家都没钱可储的尴尬结果”。凯恩斯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节约的目的就是使工人失去工作……不论什么时候,你节约了5个先令,就会有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假使我们竞处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收入储蓄了起来,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失去工作。”

  在传统经济学范围内,单就经济系统而言,上述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短缺经济转为买方市场的中国民众来说,是需要转变观念、洗洗脑筋。于是,鼓励消费的凯恩斯主义被捧为真理,纵欲无度的美国生活方式成了典范,统统搬来推销给中国的民众。可是中国人生不逢时,没有来得享乐,就面临生存危机。如果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没有出现、持续发展的问题没有提出,上述种种开导中国人尽情消费的言论,似乎还是很时尚的。然而,全球的生态系统和我国的生态环境都趋恶化的今天,还在贩卖美国人纵欲的生活理念和无度的生活方式,应该说是多么不合时宜。确实,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物的需求会多样化、情趣化。只要有经济能力,生活过得舒适、多彩,谁也不会反对。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指向或舆论倡导,中国究竟提倡节俭还是纵欲,是一项重大的国策。且不说,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世界环境的责任,就以中国的资源条件来说,中国人均资源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怎么能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呢?

  《走出节俭的误区》一书第五章第6节“从中美的消费习惯看,为什么我们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中,描写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用以启发中国民众:

  “美国人有大把花钱的豪情,购物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实际需要,是想买就买,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许多人迷恋于购物,以至失去理智,产生一种占有欲和消费欲,被称为‘购物狂’。这种狂热产生攀比效应,尽管物质生活提高了,但是人们永远感到不满足……”

  “美国妇女特别喜爱购物,她们说购物可以产生一种快感,像吃迷魂药一样,身不由己,购物获得的快感比升官或谈一场恋爱有过之无不及,有的妇女说无法克制购买‘自己认为不合算的东西’”。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以他们的财富来衡量的。因此美国人的心理上有一种压力,必须追求高消费。如果他们邻居夫妇买了—辆新车,那么,即使他不需要新车,也会盘算着去买一辆。美国人总是与别人攀比去购买更新更好的东西。”

  “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许多人有钱就花,从不储蓄,不留后备,有钱时尽情享受,没有钱借债也要享受,如果明天失了业房子被没收,汽车抵了债,甚至到垃圾箱里捡东西吃,也脸不变色心不跳。”

  “西方人不怕欠债,当然这不是指欠私人的钱。西方的买卖常常是先把东西给你,再向你要钱,叫你欠债。借了,当然要还。你敢借,说明你有能耐还,证明你有本事。所以西方人欠债时心理毫无负担,相反心安理得。”(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描写,是作者从别人著作中引来的,原作者是持批判态度的,本书作者反其道而用之,极力推崇美国人的消费主义。作者认为这正是造就美国成为经济大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作者作了类比,认为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有辽阔的国土,有众多的人口,有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也能“发展成为美国那样的经济大国”,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办法就是不仅要制定鼓励消费的政策,更应该改造国民性,像美国人那样喜于消费、敢于消费;对策之一就是不鼓励富人投资,因为富人增加投资,就可能加剧已过剩的供给;而是鼓励富人消费,富人多消费就直接增加了有效需求。“富人们可以通过种种方法增加自己的消费。除了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可以斥资买别墅之外,他还可以天天跑五星级宾馆里去住住,天天到高尔夫球场、豪华的音乐会、高档的社交场所去潇洒一番。千万不要谈需不需要,有没有必要这一问题。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修正,要抨击的那种东西。如果一名富人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花费方式和行为,那么很快他就会觉得这种花费是非常值得,非常必要的,甚至是离不开的了。关键是我们必须支持这种行为。”(4)

  现在我们来讨论我国对待消费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国存在三个消费层次:

  第一种是豪华型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提前进入了高消费领域。今日中国到处都有高尔夫球场、保龄球馆、网球场、高级会所、豪华酒店、夜总会,可以说凡是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中国的富人们已在享受“豪华消费”、“贵族消费”、“极品消费”,吃得高级,穿得气派,住得豪华,玩得心跳。几千元一瓶的法国人头马酒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世界其它地方销量的总和。西安12名客人吃了一桌满汉全席,花了36.6万元。南京推出999万天价婚典,海南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则出价1000万元。浙江某富豪,在杭州建起一座价值1千万美元的白宫复制品,连家具装饰都仿制得惟妙惟肖。如今中国富人高消费已没有心理障碍,也没有任何约束,相反已成为成功人士的标志,用不着再鼓励、支持。据估算,中国的富人大约40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计1300万,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这部分人数不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为时尚,被人们羡慕、仿效。经媒体、广告、影视的传播,对国人的消费心理有着强烈的暗示、刺激作用。

  第二种是小康型的,人数在10亿左右,约占总人口的3/4。他们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还略有节余。他们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动向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正如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像现时的中国少数富人那样生活,不可能都住别墅、买汽车、讲气派、玩潇洒。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支撑不了高消费,采取信用消费的方式强行进入高消费领域,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刺激作用,但祸害无穷。“有七亿穷人的中国或许很槽,但七亿富裕的中国人会立即毁了中国……是富人们破坏了环境……占据更多的空间,消费更多的自然资源,更严重地影响生态,糟蹋自然风景……造成更严重的污染。”(5)依靠债台高筑维持的高生活水准,对中国经济产生更大的压力。一旦经济发生停滞或衰退,许多透支消费的人将发生支付困难,带来巨大的社会危机。高增长依赖高消费,高消费依赖高透支,高透支依赖高增长。而这个连环套又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基础上。其中一个环节断裂,就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打击。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提倡科学消费、理性消费、适度消费,从盲目地追求物质消费转向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

  第三种是温饱型的,城乡近3亿人口,其中农村8千8百万,城市3千万,近1亿2千万仍处于贫困水平。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提高收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逐步向小康过渡,显然不是向他们推销高消费。

  《走出节俭的误区》一书作者也明白中国人不能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说:“假若我们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变得和美国人那样,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消费,无尽地挥霍自己的钱财,不留一点储蓄,那给我国的经济又会带来些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那同样也意味着一种灾难,以我国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尚很低的国家来说,那将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财富很快就会被吃光喝光,还要背负一身的债务,看看现在的巴西,就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了,并且一旦我国沦落到那样一种田地,结果也一定会比巴西人还要凄惨……”(6)

  作者的这个论点值得赞尝,不过与他全书鼓励消费、反对节俭的主旋律大相径庭。节俭决不会如作者担心的那样给中国带来灾难,而作者提倡的勇于浪费的生活理念肯定是一场灾祸。

  随着经济主义、消费主义进入现时的中国,西方的物质主义也成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只要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是好的、美的、善的,不择手段、不顾代价、不计后果。政府致力经济发展,企业追逐利润增长,百姓忙于财富积累,科技人员潜心开发,经济学家热心献策,大众媒体广告推销。一切与财富增长有关的,都受到欢迎、关注、支持,成为热点,社会的各种资源、人的聪明才智倾注有余;一切与财富增长无关的,就受到冷落、鄙视、遗弃,被挤到社会边缘,无人问津。物质的增长、物质的占有、物质的消费成为考核政绩、判断成功、度量价值的主要标准。

  西方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无疑,今天中国走的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也不奇怪。现代化本来就是西方发端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有向西方学习。但西方现代化在二十世纪走上顶峰的同时,暴露了它的不持续性。

  它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把物质财富增加当作至高无尚的目标,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作为衡量社会经济福利、国民生活水准的指标。它建立在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基础上,少数发达国家掠夺、占用世界资源的大部分,侵占、挪用属于下代人的资源。它推崇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挥霍、浪费、奢侈成为生活的时尚,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它造成环境的高污染和生态不可逆转的恶化,威胁地球生物的延续和人类自己的生存。西方的现代化以当时的一时发展危害未来的长远发展,以局部的发展损害全局的发展,以自身的发展妨碍他人的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提出以后,我国有所认识、有所行动,但依然以西方现代化的目标为目标,把物质财富的增加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因此未能摆脱西方现代化的旧模式。西方现代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综合体系,它认定人的幸福取决于感官的享受,感官的享受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的高投入和生活的高消费。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再加上科技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环环相扣,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完整的价值观。中国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时代的旧观念、旧模式,一步一步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新观念、新模式。实践证明,我们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带来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物质财富的快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带给我们的恶果。这就是我国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犯罪率的迅速飙升,损害了人与人的关系;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的迅速提高,损害了人与自我的关系。当然有一种解释,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问题能逐步缓解,以至自动消失,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事实证明,西方式的现代化提供不了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只会加重这种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不允许我们在实现了现代化目标以后再来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二十一世纪,我国将进入“最窄环境通道”:

  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有16亿,达到人口承载的极限。人口严重过剩将导致素质下降,并引发粮食、就业、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粮食缺口呈持续扩大趋势,从1999年起已连续4年减产,靠挖库存平衡需求。到2020年,缺口达现有生产水平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次能源到2010年、2020年将缺少8%-10%。石油的缺口更大,2010年、2020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当时需求量的36.5%、43.7%和84%。

  矿产资源形势严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需45种矿产资源中有四分之一不能满足需要,到本世纪后则有二分之一不能满足需要。

  土地荒漠化总面积已达国土总面积的8%,1.7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危害和威胁,2100万公顷农田遭荒漠化侵袭。荒漠化的趋势仍处于扩展中,耕地减少、草场退化未能得到遏制。

  水资源短缺,10年后将进入严重缺水期,2010年缺水318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400亿至500亿立方米。

  大气污染继续恶化,2010年和2020年颗粒物将分别比1995年多39%和35%;二氧化硫将是现在的2倍;氯氧化物将增加1倍;爆发性有机物排放增加3.4倍;二氧化碳排放量2020年将达到23.8亿吨(碳含量),是1995年的3倍。

  这就是说,进入本世纪,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将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如果其中某一个因素趋于最大值,我们还可以有办法缓解的话,那么一系列压力趋于最大值,种种“坏事”相互迭加而加强,发生类似物理学的共振现象,这就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危机。(7)

  我们正沿着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行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西方少数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占有全世界大多数人生存空间基础上的。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也认为:西方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实际建立在资源环境及其容量之无限的前提上,其利用资源的方式是“经济”的,但这个“经济”是靠透支地球来维持的。(8)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再有西方式现代化的条件,我们怎么能走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呢?

  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依然在引导我们,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依旧实行所谓扩大内需的政策。政府鼓励、银行支持、商家宣传、媒体鼓吹、广告轰炸、富人炫耀,多方设法煽起国人的消费欲望。很显然,中国并不是蜜糖满地、牛奶成河的富国,中国的资源条件不可能支撑今天13亿、将来15、16亿民众膨胀起来的物欲。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早在1988年写的《生存与发展》报告中就提出建议:“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人民,我们既无条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水平相比,也无能力与港、澳、台地区同胞的消费水平相比。我们的选择并非出自自愿,实在是迫不得已”。(9)刺激消费,显然是只顾眼前增长、不顾长远发展的政策,是照搬西方、违背国情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把物质追求作为价值尺度,人的心理永远找不到平衡点,现实总是跟不上欲求,别人为什么比我强,他人凭什么比我富,再加上事实存在的贫富差别、城乡差别等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这个社会尤如火山口,炽烈的岩浆总有一天会爆发。犯罪率高企、抢劫案不断 就是心态不平、社会不宁的症兆。

  把物质财富增加,当作社会的价值追求是西方工业文明传导给世界的最大误区。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众创造好的物质条件,理所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个任务很艰巨,还要作艰苦的努力。但为了发展经济,把社会的价值追求集中引导到物质上,这就有了问题。把不应该(如医生、教师、公务员)、不愿意(如人文工作者)追逐物质财富的人统统卷进财富的追逐中,把财富的占有和享用变成失去理性的疯狂行为。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社会、不可持续的社会。

  人需要物质,也需要精神。物质财富毕竟只能满足人一个方面的需求,即感官的欲求。人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需求,就是精神的寄托、情感的满足。这是物不能替代的。物只满足人的表层价值,满足不了人深层意义的追求,寄托不了人的精神。这就为什么现代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而精神生活越来越空虚、贫乏、不安、烦躁的原因。

  那么,人除了追求物质以外,为什么还要追求精神呢?物质只能带来短暂的感官满足,需要频繁地变换新奇,以寻求新的刺激。刺激总是短暂的,人大量的时间处于无新奇、无刺激的生活中。这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人生无意义,人不知为什么活着?深圳晚报载,卫先生是个事业小有成就的人,在深圳10多年,每天身心疲惫,忙于各种追逐:金钱、地位、美女。他不爱看书,也不爱深入的思考问题。他喜欢酒桌上的荤段子,喜欢热闹的场面,但在夜深人静之时,空虚像个巨大的野兽吞噬了他。卫先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前能引起他很大兴趣的喝酒、打球、吹牛已不能让他愉快,他不知该追求什么。在迷茫中,他也寻求刺激,醉一把,赌一回,结果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他心中的空虚和疲惫还是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原因是卫先生没有精神方面的追求。人有了精神追求,有了精神寄托,而精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就感到充实,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动力、生活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作为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人总在思考,怎么使自己的生命延长,以至永恒。一生行善,期求神的庇护,来世进入天国,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是一种宗教精神。西方科技发达,有那么多人信奉宗教,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心中的上帝,来抚慰自己的灵魂。美国有220多个教派,每个村庄有3—4个教派。全国有329114座教堂,差不多每一千人有1座。94%的美国人自认为是教徒,十个人中有九个人信仰上帝并作祈祷。父母亲抚养儿女,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父爱和母爱是一种仁爱精神。为了儿女读书,为了儿女成材,自己吃苦受累在所不惜,甚至付出一生的心血。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往往把养儿育女、望子成龙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生活的意义。在危急关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他人,使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就是牺性精神。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英雄豪杰,当今社会也有不少见义而为的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虽死犹生,精神永在,死得伟大,重如泰山。把生命注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为他人提供好服务,这就是敬业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倾注于平凡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体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他们通过帮别人解困解忧,而获得心灵的回报,生命在造福他人中延续、升华。为了科学、为了艺术、为了事业,投入毕生的精力,不计名利、不计得失,这就是忘我精神。他们把从事的工作当作自己生命的载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人有了精神追求,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空间中延续、扩展,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拨的毅力克服人生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在物质享受上或许不尽人意,但能品味到人生的快乐和喜悦。相反,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尽管很富有,但依然会感到无聊和空虚。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纸醉金迷中一天天消逝,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归宿,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世界上不能永恒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事物,同样,一个没有永恒意识的人在天空下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主要追求物质,还是主要追求精神,本来属于个人的选择,但现在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式现代化将人的无限性追求集中指向物质,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带来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重新选择,这就是将社会价值追求从单一的物质追求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多向追求,将冲向物质的人欲洪流分流、疏导到精神领域。物质追求必须有度,因为它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精神追求可以是无限的,它提供给人无限性追求以广阔的天地。社会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可以使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的人获得不同的选择。我没有你钱多,但我活得轻松、愉快;我没有你富,但我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没有你腰缠万贯,但我比你体魄健全、有艺术情趣;你享受了人间富贵,但我获得的是人间真情;我没有地位的炫耀,但我用不着看上司的脸色;我住得不那么豪华,但我的屋环境优雅;我穿的不是名牌,但我穿的得体、自在;我吃不到山珍海味,但我桌上的食品没有污染;我没有城里的繁华,但我享受了田园的恬静;你活得很潇洒,但我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不同的人只有在不同的价值追求中获得满足,不同的人只有在不同的人生意义中找到归宿。社会上大多数人在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里得到平衡,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美好的。

  建成一个既有物质追求、又有精神追求的社会,是许多思想家的理想。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论述人发展的三个阶段:先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于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性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物的关系之中;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10)马克思说的人的第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就是既有物质追求,又有精神追求的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尹德则认为: 如果本能能量的转移引出社会赞许的行为,这种转移被称为升华。文明的进步正是由于升华,本能能量被用来写书、绘画、造桥、研究、学习数学公式,等等。由此看来,一个“好的”文明应该能够让人们把能量转到各种有益的活动中。(11)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更紧迫、更尖锐,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份手稿《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发出警告:“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岔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岔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分岔点诞生了人类,第二个分岔点又意味着什么呢?汤因比说:“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长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12)

  中国现 代化道路的重新选择,对中国是幸事,对世界是幸事。人类社会从这里也许会找到一条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路。

  本文选于徐景安2004年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

人物介绍

徐景安,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作过重要贡献:1980年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1985年提出的住房改革建议被采纳,后推向全国。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