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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发稿时间:2019-04-08 16:13:13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作者:徐景安

  记者:你把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也设计出来了!

  徐景安:创建和谐社会,既要把握理论的前瞻性,也要注重实践的操作性。鉴于以往的教训,如果真的要搞和谐社会,那就需要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记者:在你看来,什么叫真搞,什么叫假搞?

  徐景安:所谓假搞,就是喊喊口号而已。我们提过许多好的口号,但没有认真去做,甚至都没有认真研究。过后,又提一个口号。口号治不了国!我认为,口号不在多,而在做。

  记者:是啊,提口号比较容易,实施就难了。

  徐景安:口号要变成理念,理念成为规范,规范指导实践,这才能起治理作用。我们往往连第一步,都没有完成就结束了。

  记者: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徐景安:一点也不夸张。就拿科学发展观来说,提出已很长时间了吧,口号传遍大江南北,出现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报告中。那什么是科学观,你弄明白了吗?

  记者:那我就请教你吧。

  徐景安:我说出来,你们报纸敢登吗?

  记者:没那么严重,讨论科学发展观有什么禁区?中央还专门发过文件,“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

  徐景安:我们有一条潜规则,要和过去提的口号保持一致, 或者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然后就用老内容、老政策、老理念来解释新口号,结果使新口号,既没有理论性,又没有实践性。我们不是先有理念,再提出口号,而是先提口号,再来解释。一解释就回去了。

  记者:看来,你对科学发展观有新的解释,那就说说看。

  徐景安:科学发展观是针对非科学发展观的,那就先得搞清楚什么是非科学发展观。非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就是“物本位”,它的政策体现就是经济为首位,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了偏差,忽视生态、忽视社会、忽视精神,甚至不顾法律、不顾百姓、不顾全局。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才提出科学发展观。

  记者:那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呢?

  徐景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是“人本位”。非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区别,一个是“物本位”,一个是“人本位”;一个“以物为中心”,一个“以人为中心”。两者都重视物,因为人需要物。差别在于“物本位”,将人对物的需要放在中心位置,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而忽视人对自然环境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精神关爱的需要。而“人本位”从尊重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人的持续出发,追求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人与人的、人与自我的和谐。要发展经济、追求效率,但要服从和谐,而不是以损害和谐、破坏和谐为代价。

  记者:从长远看,你这样说,没错。但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发展经济还是最重要的。中国的许多问题,包括大家关心的贫富差别、弱势群体等等,不发展经济怎么解决?

  徐景安:请注意,我不是说不要发展经济,而是怎么发展经济,在什么理念的指导下发展经济?我们的国力需要增强,地区差别很大,很多老百姓还很穷,环保、教育、卫生、福利等公共事业都有待发展经济来解决。然而,这恰恰不是“物本位”发展观,“经济为中心”、“GDP为目标”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人本位”的科学发展观。

  记者:对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强调发展经济,强调经济为首位,这没有什么错!

  徐景安:我们开始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谁都不反对,很好啊!谁会说,我不要“以人为本”、不要“和谐”、不要“科学”?现在,举国上下都认为,发展经济最重要,其它都是次要的;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发展是硬道理,GDP是硬指标……受这种发展观、价值观的支配,就会置环保以不顾、置全局以不顾、置法律以不顾、置百姓以不顾,全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铁本事件”。

  记者:你说的也有道理,怎么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其它方面的关系,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

  徐景安:我举一个例子。1994年我们就提出“可持续发展”,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导言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发展第一,其他是次要的,谁会重视环境生态呢。所以,10年来,我国的环境持续恶化,生态全面破坏。可以预见,今天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如果“物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不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就会继续恶化下去。

  记者:你说的道理,我很难反驳。但是不一定就要放弃经济为中心,可以提以经济为中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徐景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谁都不得罪。就像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曾提的“书记为核心、厂长为中心”,没有解决谁是一把手问题。经济放在首要位置,环保放在战略位置,也是没有解决谁服从谁的问题。概念满足了,矛盾回避了,实际问题一点也没有解决。我们从概念中跳出来,讨论实质问题。经济为中心是针对什么、解决什么?

  记者:好!

  徐景安:小平同志提出经济为中心是针对阶级斗争为纲,纠正不重视经济、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过28年的改革,确立了利益原则、建立了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已有了原动力。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百姓都在谋发展、求致富,不愁没有积极性。现在的倾向恰恰相反,是注重经济而忽视生态、忽视社会、忽视精神。所以才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是,我们又说,这与经济为中心不矛盾。那究竟要克服哪种错误倾向,是不重视发展经济,还是片面发展经济?现在又有谁不重视发展经济?而片面发展经济却全国到处都是!

  记者:经济为中心,强调经济是基础,经济是解决人的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

  徐景安:经济是基础,但不一定要以经济为中心。正像金钱是基础,不能以金钱为中心;粮食是基础,不能以粮食为中心。当然,当着贫困,没钱、没粮、没物的时候,这一切是基础,也是中心。以经济为中心的口号,对于当时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中国来说,是正确的。对于今天还没有摆脱贫困、实现温饱的地区来说,也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对于奔全面小康,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来说,这句口号应为新的口号所代替。

  记者:确实进入敏感话题了。

  徐景安:以经济为中心,在理论的本源上是“物本位”的,与“人本位”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对立的。我们只能选择,是“物本位”还是“人本位”,或者现在是“物本位”,将来“人本位”。但在理念上、理论上不能说,这是不矛盾的。

  记者:经济为中心、经济为首位是国策,这怎么能改变呢?

  徐景安:你体会到,为什么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理念创新,预示着我国要进入一个新的转折。不来一次思想解放,就不敢创新,明明创了新,也要解释回去。尽管我们天天号召创新!

  记者:呵,新转折?什么新转折?

  徐景安: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转折,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价值观来说,就是从政治为本位转向物质为本位。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将领导我们实行又一个转折,就是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和谐社会。应该说,我们还没有认识面临的新转折。所以,口号是新的,理念是旧的,一解释就回去了。

  记者:你的新转折论,可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意义非一般!

  徐景安:“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是理论的新认识,治国的新国策,治党的新理念。需要配套新政策、新制度、新办法。一句话,需要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没有创新的勇气和胆略,不发动新的思想解放,这个转折是启动不了的。

  记者:当年,不冲破两个凡事,不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解放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徐景安:是这样。今天党和国家面临许多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资源瓶颈、环境保护、反腐倡廉、贫富不均、社会治安、道德重建、港澳治理、台湾统一、与美国抗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治党治国理念的创新。

  记者:但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徐景安:又回到口号与理念的问题。要创新,就要允许研究、讨论吧,研究、讨论就要允许与过去的不一致吧。与过去一致,还研究、讨论什么,还怎么创新?道理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方面号召创新,一方面又要求保持一致。

  记者:前面是“人本位”与“物本位”的对立,现在是创新与一致的矛盾。

  徐景安:理论研究,起码要把事情弄明白,不能和稀泥。拿国策来说,至少分制定、研究、讨论三个阶段。制定国策是党和国家的事,研究国策是理论部门的事,讨论国策是全体民众的事。现在,由于规定必须保持一致,既不讨论国策,也很少研究国策。为了做报告、写文件,就临时编口号。提了口号,就来解释。要与过去保持一致,就用老内容来解释。“以人为本”就解释为“代表人民利益”,“科学发展观”就解释为“又快又好发展”,“和谐社会”则是个大口袋,什么好听的词都往里面装。这些口号,与过去都一致了,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实际生活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叫腻了、听烦了,又提一个新口号。现在光是发展,就有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等等,但发展目标、方式、理念还是照旧。所以,创新就要解决方法问题、理念问题。思想不来一次新的解放,创新依然是一句口号,“和谐社会”也只是一句口号。

  记者:中央马上要开会研究“和谐社会”了,应该是为党的十七作理论准备。

  徐景安:我们已发现了世界文明的珍宝,却还不认识。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伟大转折,却还未感悟。殷切期望党的十七大,在理念上、理论上有新的突破、新的建树,成为伟大新转折的起点。

 

人物介绍

徐景安,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作过重要贡献:1980年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1985年提出的住房改革建议被采纳,后推向全国。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