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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

发稿时间:2019-04-08 16:12:49   来源:中国改革   作者:徐景安

  当初经济改革启动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革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邓小平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是50年了。这是启动改革的基本判断。现在对于教育形势,教育主管部门也认为形势大好,以在校生规模为成就。但过去是6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不能全怪罪于经济危机,我们的教育不能培养出适用人才,这是教育追求数量、规模,不求质量、品质而产生的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是企业的失败。教育培养不出适用人才,是教育的失败。

  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倒退,在改革开放中逆行。文革结束以后,来了一场拨乱反正。经济领域确定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而教育领域在拨乱反正中停留在恢复教育,向五十年代教育回归。结果教育领域在考试第一、分数第一的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认为,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应遵循24字方针: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制定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保障改革有序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

人物介绍

徐景安,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现为深圳市徐景安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作过重要贡献:1980年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使我国较早地调整了轻重工业不合理的生产结构。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1985年提出的住房改革建议被采纳,后推向全国。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三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