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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为何比社会建设更迫切

发稿时间:2016-09-29 10:28:50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王占阳

  摘要: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搞所谓社会建设,实际就是要在现有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触动的前提下给老百姓分一杯羹,这在实质上就是伪善和欺骗!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

  “先搞社会建设,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谬论

  《环球时报》4月19日刊登邱运华教授文章《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以下简称“邱文”)。笔者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

  首先,“邱文”称19—20世纪的英国史是“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成功典型,这种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

  事实上,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在内,西方国家普遍都是先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低度民主,然后又从低度民主逐步走向高度民主,这才得以在最低限度的民主法治和日益走向高度民主的政治基础上,逐步走上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发展道路的。没有这种政治基础,根本就谈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英国建立完整的社保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工党上台,实行战时承诺的贝弗里奇计划,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才成为了西方第一个福利国家,也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邱吉尔是英国公认的战时英雄,但战后第一次大选就落败了。这是因为,英国选民认为,邱吉尔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这种民主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事例非常多,比比皆是。它实际体现了一种历史规律,即社会事业主要关乎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获得应有的实现和保障,而公众参与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先进行民主改革而后才又走上社会改革之路的,因而也都是先有民主制度而后才有橄榄型社会的;所谓先有中产阶级占多数后有民主制度,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邱文”认为,英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并将苏联崩溃原因归结于“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邱先生还认为,1990年之后,俄罗斯“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才有了今天的复苏。

  这种说法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的二月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目标同样是发展低度民主,这恰恰是英美法等国的同类变革在俄罗斯的延续,并未背离世界范围的先政治变革、后社会改革的一般路径。至于后来出现邱文所述“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现象,其根本原因也不是所谓政治改革太超前,反倒是政治改革太滞后。如邓小平所说,苏联的政治体制不成功。它不仅导致了僵化和官僚主义,而且更使得财富分配向权贵倾斜,致使国家最终崩溃。1990年的政治剧变和随后兴起的社会建设,恰恰是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的一个新标本。

  把“政治改革”假定为剧烈革命是种欺骗

  邓小平早已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的改革都搞不成。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搞所谓社会建设,实际就是要在现有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触动的前提下给老百姓分一标羹,这在实质上就是伪善和欺骗!

  邓小平自始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而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又有阶段性重要推进的民主化进程。邱文却将其歪曲成“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进而加以否定,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借口和欺骗。

  为什么政治改革更加紧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10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10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等危险趋势,中国的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10年内,仍然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等等仍然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又紧迫,所以才应尽早启动,以使改革得以较从容地获得有序展开。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公平分配,但基尼系数却在不断上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公共参与。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缺少约束的权力和资本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自然会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公众利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分配改革还有某些推进空间,但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原因就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使利益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配公平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分配制度不能再关起门来搞,而要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否则它是不会成功的。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惟有进行有力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治理腐败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它已显而易见地威胁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执政者需要明白的是,如果只给老百姓分点蛋糕,而不同时着力反腐败,老百姓就会看到,虽然自己也得到了点,但官员们贪腐得更多,他们利益更大,这就会使老百姓心里更加不平衡,使他们根本不领情,使众怒无法平息,而且还将继续熊熊燃烧。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能否扩大内需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命运的最大关键,扩大内需又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如果不抓紧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将在未来10年爆发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进而并发致命的政治危机。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自由民主已经日益成为了不同于民生需要的独立政治需要。现在这种要求主要还是体现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的实际表现,但这趋势是无可逆转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满足人民的民主需要,已是我国必须实现的政治进步,也已执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方面。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是三位一体的,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人物介绍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1956年生于沈阳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致力于探究人类历史之迷,着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40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