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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栏

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发稿时间:2016-09-29 10:28:35   作者:王占阳

  [本文大部分内容曾在2007年5月17日《南方周末》上公开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现将全文公开发表,以飨读者。——超然]

  ■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只是各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正处于低潮和走向灭亡,新式社会主义则已经和仍将继续磅礴于全世界。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即将于北京揭幕。此届社会主义论坛是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的延续。去年9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召开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实现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可以创新。现在仍然是全世界都在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深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涌现了哪些社会主义内容,才有可能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

  天津师范大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余金成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应当中国化,而且应当现代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改革实践的状况,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原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肖枫强调,我们现在应当特别重视列宁的两句至理名言,这就是:“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概念

  《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袁绪程指出,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视角的社会主义,一是“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二是“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价值都是普世价值。马克思嘲笑和批判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完全性和表面性以及虚伪性,而并不是这些价值观念之本身。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在他们的两种层次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其次才是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方面,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还认为,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在于在此基础上又使社会主义理论拥有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从而又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但苏联理论界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并基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而这也就是导致我们长期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现在并不是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就特别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首先从价值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认识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也是功能社会主义

  王占阳提出,由于我国现在并不是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具有最高概括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社会主义内涵定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内涵定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的层次上才能获得。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进一步看,普遍幸福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就表现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结构性质的东西。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凡属结构性质的东西,只有在它具有普遍幸福主义的功能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的,否则,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黑猫、白猫,抓住普遍幸福就是好猫,就是社会主义的猫,这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不管能不能抓住普遍幸福,只管黑猫、白猫,则就是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大回归和重大发展,也正是在于它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能社会主义。

  他还提出:由于我国现在并不是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在更加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层次上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由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而科学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所以,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普遍幸福主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直接阐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但它也仍然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世界上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如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也并不是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但它们往往也都能够在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实事求是的理论探索的有效结合之中具备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性,因而也都是我们应当予以应有的尊重、学习和借鉴的。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直白、简单、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近年来的改革方向之争实质上是主张深化改革的功能社会主义与主张退回传统结构的结构社会主义之争,而并不是结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姓“资”姓“社”之争。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提出,探讨社会主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就是,一个制度好坏应该以人民是否接受为标准。老百姓拥护政党不是靠意识形态,不是说理论有多好、纲领有多好。我们要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就必然要改革,不改革只有失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那种把国有化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作为创造财富主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作创造环境的主体。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落到谁手中就是谁的所有制。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是社会范畴,不是企业和市场范畴,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收归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使剩余价值为社会所占有。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社会保障到多少度,社会主义就到多少度,和谐社会就到多少度。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保障主义。发达国家的私有制已在逐步空壳化,大部分剩余价值已经归社会所有。

  王占阳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不仅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且同时还是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劳动关系、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核心已经不是在于国有企业,而是在于公共财政。真正的公共财政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财政。财政部门已经成为了实施社会主义的核心部门。财政工作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

  间接公有制应当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华侨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刘新宜认为,人们确立并使用所有制显然不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而是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凭什么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取其最终利益。但现在传统所有制的作用和意义正在不断削弱和瓦解。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它只要享有法律确认的对经济权利的权利,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相应获取其利益。间接公有制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间接公有制还能够使公、私两种所有制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劣势相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所以,间接公有制理应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看,瑞典主要是直接私有制,而从收益分配看,大部分为公众所有,瑞典实行的又是一种间接公有制。发达国家的总趋势是间接公有制的增多与强化,这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

  王占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实际总是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因此,所有权只有通过收益权才能实现;收益权就是最终的所有权。有产权而又没有收益权,那就等于没有产权。反过来,有收益权而又在形式上没有产权,却又等于已经拥有了事实上的产权。所以说,如果人民占有了资本主义利润,实际就是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利润赖以形成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因而也就等于使这部分生产资料事实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公有制又并不是直接产权意义上的直接公有制,而是通过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而间接实现的间接公有制。在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第一位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第二位才是社会主义的间接公有制和直接公有制。前者是原生的,后者则是派生的。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已在实践上证明,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以直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同时也会成为以间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

  他还认为,在实行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私营经济实际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又是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的这种两重性同时也规定了私营企业家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两重性。所以说,在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无论私营经济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而至多只能是形成“半个资产阶级”,而在整体上则是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应当重视对于实践的分析和论证。而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和瑞典都曾在推行国有化后遭到严重挫折。苏联的对策主要是将原来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形式。这就导致了整个经济体制严重僵化,企业效率效益长期低下。尽管依靠其资源丰富的优势,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低,但基本上是在各重工业部门中无效循环,每年新创造的增加值不多;消费品长期供不应求,人民群众很不满意,最终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坚持不下去。瑞典的调整则主要是通过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在对马克思理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主要并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有化,而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病与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的力量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二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合理的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到现在,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接近60%;加上其他社会化分配的部分,已经超过60%。从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瑞典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而且有条件把瑞典建设成为了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安定。这就证明,瑞典模式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比较科学、比较成功的;而苏联模式的调整,是不够科学和不那么成功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指出,发达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社会主义化,即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前提下,贯彻分配平等的原则。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发展无疑不应重蹈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不能以牺牲社会大多数和破坏自我生存环境为代价,更不能听任目前愈演愈烈的贪污腐化、金钱至上的丑恶现象日益走向社会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但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平等,都只有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所以说,我国只有首先毫不犹豫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以确立和落实权利平等的原则,才能避免重蹈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

  刘吉、刘福垣、徐景安、王占阳、刘新宜等许多学者还一致认为,现在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只是各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正处于低潮和走向灭亡,新式社会主义则已经和仍将继续磅礴于全世界。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吴敬琏指出,事实证明,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但以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二战以前捷克经济发展水平仅低于英、德,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相当于奥地利的五分之一,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可比较的西方国家。这就说明,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苏东国家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理论,才造成思想僵化,发展缓慢,社会停滞,最终使共产党丧失了政权。

  高尚全指出,事实证明,由于认真践行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浙江省已经形成了民本经济的格局,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浙江人民的富裕程度列在全国各省区首位,而且社会很稳定,社会群体事件很少,人民拥护共产党的程度很高。

  王占阳指出,建国初期,我国各种直接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高达90%左右,但我们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现在浙江省的情况实际也是再现了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真正的直接基础实际是民意。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使人民感到满意,人民自然就会支持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因而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我们现在所能建立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只能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只有通过建设和发展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才能使人民普遍地富裕起来,才能使人民感到满意,因而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也就只有在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巩固和加强。
 

 

人物介绍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1956年生于沈阳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90年获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致力于探究人类历史之迷,着力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提出并系统阐述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另著有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40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