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准确判断要素供给、比较优势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趋势，调整开放型经济发展政策。
适应国际市场结构和国内要素条件变化，适时改变资本短缺、外汇稀缺阶段偏重于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的开放方式及政策，实施资源资本全球优化配置新战略。实行国内各地区各产业各经济成分间、国际各经济体之间平等开放、合规准入、公平竞争的内外部经济发展政策，促进资源、资本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和对外投资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贸易投资条件和更为丰厚的对外经济收益。扩大境内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深化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为全球贸易投资繁荣发展创造互利条件、提供“中国机遇”。
第二，积极推动对外贸易投资转型升级，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创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推进贸易投资转型升级和内外部经济平衡发展。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加强高技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绿色环保产业的外资引进，推动国内相关产业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对中高端进口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当增加进口、促进国际贸易和收支平衡;改善出口贸易的品种与国别结构，促进对外出口多元化发展，改变对低端贸易品和对少数发达经济体的过度依赖、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优化对外投资的战略布局、地区分布与结构效益，推动国际投资与合作发展由规模扩张型向结构平衡型、质量效益型转变，避免对外投资合作及经济外交中的各种非理性行为;主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劳工就业条件，提高生态环境标准，创造市场竞争和政府规制中立的营商环境，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
第三，善于化“危”为“机”，平衡对外开放战略，创造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机遇。
几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尽管面对全球、但向东开放始终是重要方向，对其依赖程度也较高。面临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内需立国战略，立足国内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内外部经济关系上，除继续推进向东开放、深化中日韩经济合作、与美之间力争斗而不破外，重点加强西部开发和向西、向南开放，积极推进与之有关的亚洲、非洲国家或地区经济组织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与欧洲和中南美洲的投资贸易合作。充分利用我国海运能力和“高铁革命”等物质基础，推进带有向西、向南开放性质的“一带一路”战略，开辟新的陆海商路，打通关键战略通道。把国内开发开放、军民融合发展与向西、向南开放和全球经济战略结合起来，加快调整国内产业布局，重点推动与陆路商贸通道和新出海口相关联的路网、线网、管网、河流库渠、海陆空交通枢纽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经贸外交服务体系建设，拓展外部发展空间，释放国内经济增长潜力，为我国也为国际社会创造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红利。
继续发挥国际比较优势，深化各领域开放合作。在贸易领域，对发达经济体，重点引导和扶持发展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商品货物贸易，建立产业链关系。在投资领域，多以企业并购、专利品牌购买、营销网络建设等形式向发达经济体投资，推动我国企业进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适用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实体投资，带动其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在金融领域，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超出国际贸易平衡需要、过去通常以购买收益微薄的外国国债等形式的外汇储备，适当地转化为国际投资资本，既缩小我国海外引资与投资的收益轧差，壮大海外资本实力，也为国际社会提供建设资金，带动国内商品、劳务和服务出口，实现对外金融开放和投资贸易的相互助力和平衡发展。
第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接轨、适应、推动创新国际商务规则和经济秩序，以对外全方位开放助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按照产权中性、竞争中性和规制中性原则，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体系和法规制度，以充分的活力、卓越的能力和开放的心态，主动开放国内贸易市场，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允许更多领域外商独资经营。加快推动国内金融、科技、商事、法律、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康养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国内服务业体制适应性改革。
对标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加快推动规制变化和制度优化，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完善立法、健全司法，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外商在华合法权益保护。参照国际通行商务规则调整国内贸易投资体制、税制及税率水平、自贸区政策和海关监管体制，构建既符合国情又适应国际惯例的环境保护、劳工条件、引资政策、技术门槛、本土化程度、争端协调机制等国际贸易投资标准及风险防御体系。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健全外商投资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