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推出，为了减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率先公示；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示；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

 

　　“国有经济不能定位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三个民”。第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是民生，为了得民心，你必须把民生搞上去。第三是民意，老百姓要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要有尊严。”高尚全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提到。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是最大政策

 

　　备受各界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月9日-12日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突破？凤凰财经就此对话多位资深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中国市场化改革之路。本期对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高尚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他是中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多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凤凰财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下个月就要召开了，你有什么建议？

 

　　高尚全：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改革作出过三次重要决定：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参与了这三次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过去三十多年来，平均每十年中央作出一个改革的决定。从2003年到现在，又是一个十年，所以今年7月份，我给中央提建议，建议这次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叫《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都作了批示。

 

　　十八大提出来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没有展开，三中全会要展开这个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五位一体的改革。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可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推出，为了减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率先公示；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示；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示。

 

　　凤凰财经：国务院前阵批复同意建立由发改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年的体改委？

 

　　高尚全：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有这样一个机构，比没有机构好。发改委跟体改委不同，发改委有部门利益，体改委没有部门利益。而且体改委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搞改革，发改委到底有多少精力搞改革？而且过去是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所以有权威性，现在由发改委来牵头，部长级的，不太有权威性。

 

　　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改革协调机构是不行的，中央需要有一个改革领导小组。既然改革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领导小组？考虑到中央已经有很多领导小组，设立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比较难，那就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基础上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这也是我7月份给中央提的建议。

 

　　凤凰财经：你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着力点是什么？

 

　　高尚全：我记得习总书记在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知道我在浙江干过，就请我，还有杜润生同志，在西湖宾馆吃饭。我就跟他说，浙江的经验不光在浙江适用，在全国都适用。这个经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而老百姓和企业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过去我们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什么？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老百姓、企业都是被动的，都围绕政府转。政府把老百姓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再去各行各业投入，手表厂，自行车厂，缝纫机厂，连卖菜的都是国营的。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倒过来。所以我说浙江为什么有今天？浙江的工业经济在全国来说是低的，但是浙江发展很快，老百姓很富裕，社会很稳定，因为大家都在创业。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凤凰财经：但光靠领导人的理念有的时候也是靠不住的。

 

　　高尚全：要制度化，用制度化来保证市场经济。我概括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就是实现四方面的转变。第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三是从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第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个转变过程是长期的，不能说一下子就转变完了。怎么样把这四大转变制度化，那就长治居安了。

 

　　凤凰财经：不建立法治，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很多富人移民海外，你怎么看这种危机？

 

　　高尚全：宪法里头提出来，“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私人的财产，公民的财产，叫“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样界定的话，人家首先要问你的财产到底合法不合法，说不合法就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是不平等的。

 

　　我有一本书，叫《改革新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2005年，有人说，现在要搞阶级斗争。他讲了三条理由。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所以根据这三条，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

 

　　我针对这个写了文章，我说千万不能这么搞，阶级斗争你抓抓看，抓的结果就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感觉不安全，他移民了。第二，资本大逃亡。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

 

　　这个是2005年讲的，现在严重了，很多企业主移民。所以这个事要引起高层注意，保护公民的财产不是说着玩的，要实实在在的。

 

　　凤凰财经：动不动就讲阶级斗争的人没有解放思想。

 

　　高尚全：所以我希望这次三中全会真正能够解放思想，把全面深化改革加以切实推进。要搞市场经济，但过去连资本市场都不敢说，劳动力市场更不敢说。1993年我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小组下设三个分组，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一提资本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不能提资本。我们觉得资本是一个生产要素，必须要写上。这个阻力不大，但是写劳动力市场时阻力就大了。

 

　　阻力在什么地方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了，工人阶级进入市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怎么体现？想不通了。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我有幸列席了会议，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我当时想，如果我不站出来说话，“劳动力市场”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冒了个险。我当时还举了个例子。我说李光耀曾经说，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服务态度欠佳，是因为他们总在想，我是领导阶级，我为什么要给你开车呢？心态不平衡，态度好不了。讲了以后，他们也笑了。这是在常委会上。

 

　　凤凰财经：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思想束缚是关于国有经济的，至今仍有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划等号，你怎么看？

 

　　高尚全：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我们过去没有真正解放思想，理念上没有真正转变，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才行。

 

　　按原来计划经济的理念，国有经济的定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定位下，国有经济只能进，不能退，因为基础是不能削弱的，退了，削弱了，就是不搞社会主义了。

 

　　2003年，我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我说按这个基础论，有四种现象不好解释。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没有私营经济，为什么垮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没有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怎么解释？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都比较高，大概30%-35%，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第三，我前面讲的浙江的现象。浙江因为过去是沿海，国家投入少，因此国有经济比重低，但恰恰是国有经济比重低的地方，经济发展快，老百姓很富裕，社会很稳定，这是为什么？第四，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是没有人说越南不是搞社会主义。

 

　　所以国有经济不能定位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三个民”。第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第二是民生，为了得民心，你必须把民生搞上去。第三是民意，老百姓要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执政的基础就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