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资治通鉴》被誉为资政第一书，司马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写作宗旨，本着“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价值判断标准，对1362年十六个王朝的成败得失作了详细的品评。其“臣光曰”更是成为历代史论中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

　　象征礼治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的“三家分晋被合法化”这一事件，成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卷“豹头”，响亮而沉郁，从而迸发出统摄全书的第一篇“礼”字当头长达千言的“臣光曰”。《资治通鉴》300万字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是司马光为主张礼治而搜求的历史铁证，也是司马光以自己的礼治思想剪裁出的千年治乱图景，而它的解读者正是长于政治伦理研究的丁万明，他与司马光穿越时空的对话能产生共振的奥秘就在于此。

　　“臣光曰”有三种：

　　其一，狭义的“臣光曰”。指司马光亲自动笔撰写的119条“历史评论”。

　　其二，中义的“臣光曰”。指包括司马光征引前人撰写的99条“历史评论。

　　其三，广义的“臣光曰”。包括《资治通鉴》全部的历史记述，它们几乎全部是“臣光曰”的潜台词并为司马光“出庭作证”。

　　可以这么说，一部《资治通鉴》其微言大义就蕴含在“臣光曰”中。而《丁万明评说〈资治通鉴〉之纵横捭阖》(以下简称《纵横捭阖》)，围绕评说“臣光曰”做了以下三件事。

　　巧设楔子引出“臣光曰”。相映成趣的是，《资治通鉴》的开头是“三家分晋”，《纵横捭阖》的开头是王荆公和司马温公“两公争雄”。这个漂亮的楔子，向人们讲述了从北宋王朝的困局中抬起头来寻觅前路的两个风云人物，“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昔年知己，因为“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而争得面红耳赤。要国富还是要民富?要“渐进改革”还是要“激进改革”?“两公争雄”的结果，是王安石争来了改革的“操刀权”，司马光争来了著史的“话语权”。司马光离开热闹的政治舞台而深居洛阳躲进小楼成一统，身处“独乐园”，心存“庙堂忧”，那日子想必不是太好过。而此时的王安石，身处风口浪尖，日子也不好过。最终，北宋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也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章憎命达”，令人一叹。

　　古为今用深化“臣光曰”。《纵横捭阖》截取了战国那一段狼烟风片，随手翻开一页仿佛都能嗅到那个时代呛人的烟火。作者用大量笔墨讲述了列国改革家们的传奇，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凄壮的祭坛，而隐藏在祭坛背后的是一个贯穿千古的“二难命题”：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旧的不可爱，新的也未必如愿。

　　“臣光曰”守望礼、名、分主张“不变”，王安石放言“三不足”主张“变”。

　　“臣光曰”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社会怎么向前飞奔，总有一种叫乡愁的东西如影随形，我们甩不掉也变不了。那就是“礼”。如果我们把“礼”作为社会规范、伦理准则、道德风俗、法律法规，这个经过现代性转换的“礼”还是要经常讲。

　　实事求是校正“臣光曰”。清白而朴忠的司马光不是完人，狭义的“臣光曰”未必都正确，广义的“臣光曰”未必无纰漏。于是需要实事求是的“校正”与校勘。作者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保证了狭义的“臣光曰”能够与时俱进，广义的“臣光曰”能够去伪存真。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历来评者如云。作者则列举了三种观点：立信、立法、立国之道。其中，“臣光曰”持第三种观点，把徙木立信解读为注重信誉的治国之道。作者认为这是“过度阐释”，并提出第四种观点，认为商鞅此举的主要目的是“立威”。

　　广义的“臣光曰”难免在“历史记录”上有出入和纰漏，甚至错误。对此，作者大量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吴起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三桩大罪，结合最新研究资料，为吴起辩诬。司马光考异了十七史，丁万明考异了“臣光曰”，异代相隔虽渺渺，两心同构却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