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显现较多重要的令人费解的信息，这要从四个层面综合来看。深沪股市：虽然郭树清、周小川、戴相龙等大佬不时力挺，但5月25日股指三连阴击穿半年线，目前A股银行股的市盈率已经到了1.1倍，远低于2005年998点和2008年1664点时的估值水平。金融面：银行官员称今年可能无法完成贷款目标为7年来首次，4月新增信贷大幅回落存款流失4000亿，5月新增贷款料缩至5500亿左右降准预期加大。实体经济：从1月到4月，贸易、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财政收入、贷款等一系列数据远低于预期，5月24日，汇丰公布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为48.7，已经连续第7个月位于警戒线以下，显示沿海中小制造企业非同寻常的困境。政策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拟加快建设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多省市推大项目基建投资再热总额接近八万亿；发改委专家称中国经济滑坡风险增大货币政策需放松。

　　所有的信息指向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中国经济深层次痼疾显现，出口、内需、投资“三驾马车”乏力，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种模式的终结这次可能会肇始于中小企业的大面积死亡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进而影响至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债务的总爆发，随即蔓延至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势比08年更猛的“中国式”金融危机。彼时中央政府作为中国国土上无限责任的承担人，势必面临更难抉择，是将全国各行各业、各级各地的债务照单全收，还是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面对去年以来财政税收的严峻形势，地方政府可谓严阵以待，出台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无非是加大项目投资力度、加紧税收稽查和非税收入征收，所以罕见地出现“多省市推大项目基建投资再热总额接近八万亿”、一季度全国税收大幅下降非税收入同比增长70%以上的新闻。在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增长模式浸染下，地方政府宿命地跳不出传统做法和思维定势。而政府投资是短期强心针，不及时退出是饮鸩止渴；税收环境和非税收入征收环境恶化进一步窒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两者决非良策。

　　地方政府要做的，是主动收缩伸出去的手，放弃眼前利益，为中央政府分忧，以期共度时艰。拜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发展之赐，地方政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过得好不滋润，但好日子已经过完，必须振奋精神与中央政府、与全国人民一道过紧日子、苦日子。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表面上资金短缺的问题，否则你无法解释这些年海量投资的去向和“银行官员称今年可能无法完成贷款目标”诡异。一个经济体、社会体无法产生内在驱动力，无法通过内生增长、创新驱动来推动，这样的经济体、社会体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创新的主体不是政府，创新发轫于民间，来源于中小企业。因此，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民间经济的放水养鱼，改善其生存环境，使其蓬勃茁壮成长，其实是正本清源、扶正固本的千秋功业。

　　问题是地方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地方政府眼里缺的仍然是钱。且不论承担的太多的与中央配套的民生工程需要资金，单是铺开的在建续建工程、不断膨胀的机构人员福利待遇的资金缺口就足以让地方官员焦头烂额。首先是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今年为地方债首个还款高峰，融资平台的现金流压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去年云南、上海等地城投公司的停止还贷做法已提前敲响了警钟。今年在卖地输血难以承担重任的情势下，部分融资平台的风险加速显露。国务院采取了“允许地方债扩大”、“允许债务展期”、“平台贷的资产证券化”三种方式来缓解地方政府压力，但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风险和困境。与此同时，作为地方政府举足轻重的钱袋子的房地产市场欲振无方。在政策调控高压下，房地产市场需求遇冷，楼市库存量仍处于高位，“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观。9000亿高库存重压楼市，潜在的金融风险难以让监管层放心。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行为习惯和路径依赖可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然他们不会顾及其他想法。事实上大家可以关注到世界银行5月23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报告将2012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预期从8.4%调低至8.2%，并称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应更加侧重减少税收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而非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信贷刺激。

　　中国的地方官员“敢教日月换新颜”的豪迈之风愈演愈烈。想当年一位市委书记修条标志性街道还引发当地官员到中纪委投诉，批评他寅吃卯粮一下子用去当地四五年的财政收入，如今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一个地方透支十年甚至几十年财政收入、大幅度牺牲后代子孙生存环境福利再也无人非议。于是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谋取GDP政绩、谋求利益输送也就变得堂而皇之、道貌岸然。

　　紧日子到来需要地方政府做到“三个紧缩两个放宽”。一是要积极探索政府职能的紧缩，多年来政府越俎代庖，现在很多领域可以考虑退出。一是要紧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少上一个形象工程、少修一条不必要的道路、少做一点重复投资，可以节省大量的宝贵资金。二是紧缩机构人员编制。人头经费的增长、公务费用的增加、创业环境的恶化，都是政府机构人员无节制盲目扩张的结果。如承担融资职能的城建投之类经济建设机构这几年如雨后春笋并炙手可热，这注定会像当年肉食站、供销社一样昙花一现。“两个放宽”一是要放宽民间经济的管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企垄断行业参与竞争，引导民间经济组织自发调解行业、行会秩序，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健康环境。二是要放宽社会管理机制，政府现在管了许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现在应该腾出手来让社会中介组织接盘，既减轻政府负担，缓和官民冲突，最重要的让民间社会恢复自组织能力，形成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转型会是一个艰难的甚至难以预测的过程。地方政府本应从民众福祉出发承担一个地方的无限责任，无奈受增长模式之累，最终会无法承担超负荷债务之重。当所有地方政府都要中央政府照单全收的时候，浮出水面的就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甚至政权稳定也就岌岌可危。因此解决困境不仅需要大智慧调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叫板和利益博弈，更需要地方政府一大批开明官僚站在全局立场，审时度势、由奢入俭、壮士断臂、主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