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1年，彭森亲历和见证了35年。68岁的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改革人”。

　　受家学熏陶，彭森从小就受了现代经济学的启蒙教育。高考恢复后，他得厉以宁、胡代光、陈岱孙等指点，从而走上经济研究和参与经济改革的道路。

　　在彭森看来，价格改革是80年代改革最有亮点的一部分。价格改革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扩大了企业生产。

　　“央地关系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最主要体现在财政制度上。”彭森说。他认为1993年分税制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如今，彭森对产权制度改革最感兴趣， “关键的落脚点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逐步退出，这是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最基础性的工作。”

　　在彭森看来，华为能一枝独秀，靠的是市场力量，不是靠政府补贴，不是靠产业计划引导，完全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您是怎么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

　　彭森：我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我父亲在解放前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来先后到纽约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学财政，建国初回国工作。

　　我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书柜上看到《资本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当时我对“所有权”这类基本概念也很好奇。我父亲把所有权解释为对一个物品，包括对一个资产无条件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

　　父亲举了个例子：他在美国学习时，美国教授为了讲清“所有权”的意思，把自己手表摘了，猛地往地上一摔，大家都很惊讶， “什么叫所有权?这就是所有权，我对我的手表有无条件的处置权”。

　　高考恢复后，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得到厉以宁、胡代光、陈岱孙等老先生的指点，就这样一步步地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然后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对当年的价格改革作何评价?

　　彭森：当时厉以宁老师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价格改革成功，不意味着中国改革成功，但如果价格改革失败了，改革可能就要出现大的问题。”

　　所以，他主张一定要从企业改革抓起，即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包括搞股份制，搞公司制。

　　我想从它的发展过程来看，价格改革是80年代改革最有亮点的一部分，取得了重大进展：

　　改革初期，我们国家当时农产品价格92%是国家控制的，消费品价格97%是国家控制的，生产资料价格百分之百是国家控制的。进行改革后，开始调整粮食购销的价格，到1982年、1983年，又分两年先放开了510种小商品价格，到了1986年，所有的小商品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能放开的，尽量都放开。

　　同时对待同一种产品的价格，当时采取了“双轨制价格”并行的办法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扩大整个的企业生产，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

　　80年代价格改革还取得了重大的经验：中国应进行渐进式改革，价格改革就体现了这种渐进改革的特点，不搞休克疗法，想一夜之间做到价格并轨，这个根本做不到。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比较重视，对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何评价?

　　彭森：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分权式改革，包括在国有企业搞承包，放权让利;在财政上搞分灶吃饭、财政包干。这些政策调动了各方积极性，经济发展很快。但也造成了财政分散化的倾向，导致一些中央政令不畅，出现“诸侯经济“，地区之间相互封锁，盲目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进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实际上主要是把中央和每个省分别谈判的机制，改变成一种规范的，符合现代经济、现代国家治理的财税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划分了新的税种，有一部分共享税，有一部分是中央税，还有一部分是地方税。

　　分税制最后的效果，总体来讲还是好的。从1994年1月1号开始推行分税制，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到总财政收入的55%，其中很大一部分再返还给地方，但是财权掌握在中央手里，这个大的格局到今天基本也没有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完善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您有哪些建议?

　　彭森：转移支付一定要规范、透明。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45%左右，地方占55%左右，但是中央自己用的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30%左右还要通过转移支付再返还给地方。

　　同时，在转移支付中分有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转移支付是均衡性的转移支付，根据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钱返还以后，地方怎么使用，中央不再干预。专项转移支付则是中央划定要干哪些事，是交给地方来做。

　　专项转移支付在过去各个省之间是不通气的，不知道北京拿了多少，上海拿了多少，青海拿了多少，因此我们要求一定要透明，要公开。从2015年起，财政部在每年两会时会发几个大本子，写明每个省转移支付拿了多少钱，是怎么分配的。

　　此外，就是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专项的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一开始是五五开，现在已经变成三七开了，这就五、六年的时间，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大大下降。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果开征房地产税，是否会对央地财政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彭森：中央和地方关系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财政制度上。房地产税严格地讲是一个地方税，推出还要经过比较慎重的论证;房地产税主要还是调节房地产市场中的企业行为和消费行为，在短期内不会起到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作用。

　　指望通过房地产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想法可能过于天真，过于乐观。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参与国际竞争需要，中国企业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

　　彭森：现在华为一枝独秀。在先进的通信和数字革命时代，华为发展这么好，靠的是市场的力量，不是靠政府的补贴，不是靠产业计划的引导，而完全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反过来讲，很多国有企业规模搞得很大，但他们能否建立像华为这样的机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具备不具备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呢?如果去掉了政府补贴，如果去掉了各种保护，可能就很难。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补齐短板的对策是什么?

　　彭森：这就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产权制度的改革;第二个就是市场体系的完善，特别是要素的市场化。

　　我认为最核心、最关键的产权制度改革是要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国有企业纳入到竞争政策体系中来，令国有企业和社会上其它的企业，特别是和民营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准入、运营、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各个方面都能够平等、公平的竞争。

　　在市场体系建设和完善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竞争的政策体系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去年，国家出台了2018版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只要清单上没有列明禁止，则“非禁即入”， 不管何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进入。

　　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很多人不知道竞争政策，也不知道这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应该把竞争政策作为整个经济的基础性政策。市场化改革如果连竞争政策都没有落实好，那不行。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改革领域是哪个?

　　彭森：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是整个市场化改革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涉及到企业改革，最后关键的落脚点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我看来，像电力、电信、天然气、石油、铁路、民航等这些领域和带有网络性的垄断性的中间业务，实际上是可以放开的。至于它们两头上的竞争性业务，那是完全应该放开，引入市场竞争。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一些民营经济，除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外，像从事物流、制造业等一般传统商业的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不过，它们的“退出”不是说把国有资本完全撤出来，而是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改为对国有资本的管理。

　　当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以后，政府的财政预算资金就不要再投给他们了，这是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最基础性的工作。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产权制度改革还应该在哪些领域铺开?

　　彭森：在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是对产权的保护问题。

　　我想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它是新的增长点。对农村集体用地、建设用地的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改革，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对的永久化，这些都要明确下来，这对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新一轮的生产力大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就是产权制度的保护。对于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侵犯了民营经济财产权的，需要持续地进行鉴别和纠正，要理直气壮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这才能给社会传递一个正确信号，增强市场信心。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近四十年来，你从事改革工作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彭森:我们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个人利益追求，考虑的确实是民族复兴、国家强大、人民幸福。

　　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我们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自己真正能实实在在地哪怕做一点小事，能够助推这个时代前进，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