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赵姗

　　近日，全国31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其一年来的经济数据，“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了地方发展目标的热词和近期各省份两会上的高频词。站在总结2017年的时间点上，如何看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会出现在哪些方面?防风险该抓哪些“牛鼻子”?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嘉宾

　　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夏 锋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胡 敏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转向高质量发展将更加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站在总结2017年的时间点上，不由得便会展望2018年。在中国经济增速反弹的情况下，怎么看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

　　白彦锋：新时代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量变到质变客观规律的体现。

　　首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第一位。现代化经济体系关联性、系统性都很强，牵一发而动全身，重大风险的“飓风”往往起于青萍之末。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发挥好后发优势，居安思危，深刻汲取好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为此，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就不能“为了增长而增长”，更不能“为了增长加杠杆也在所不顾”“为了增长累积重大风险也在所不惜”。一句话，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跳出过去的“唯增长论”。其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这既是为了全面实现小康、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又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是一以贯之、高度契合的。

　　具体来看，第一，这种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由量变向质变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高质量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我国2017年GDP规模已经突破80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已经由“做大蛋糕”转向了更加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由规模扩张转向了内涵发展。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雄厚GDP存量为基础和前提的。第二，受我国环境总量的约束，单纯的规模扩张必然带来生态瓶颈和环境问题。因此，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我国追求的GDP更多转向了绿色协调发展。2018年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就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协调发展的重要信号。

　　夏锋：转向高质量发展将更加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新判断是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导向。例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结构的升级，生存型消费比重不断降低，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1978年分别是57.5%和67.7%，到2016年下降为29.3%和32.2%，2017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降低到29.3%，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富足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服务水平低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不仅是新阶段经济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阶段社会矛盾的聚焦点。2018年，转向高质量发展，将更加注重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通过多元化供给方式解决广大社会成员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使城乡居民从高质量发展中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胡敏：去年国际经济实现复苏，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可望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国内经济在下行通道中开始触底反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明显好转，这都为我们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物质基础和改革环境，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打赢“三大攻坚战”，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但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

　　我体会，当前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跳出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防止出现新的思维误区。

　　一是防止把“把高质量发展”只挂在口头，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新筐，什么都往里装。目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基础还不一样，还有不少需要破解的改革发展难题，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好许多基础性工作，只有基础打扎实了，才能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二是防止失去目标牵引，经济工作没有了施力方向和工作着力点。尽管我们不再追求以GDP挂帅，要形成围绕高质量发展新的指标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各个地区各个行业要因地制宜、把握重点、平衡施策，要确保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个环节，关键是要加快创建和完善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三是防止搞新的“一刀切”、搞新的“大跃进”。当前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还是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地区要把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统一起来，这三个方面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不是顾此失彼的关系，政府层面要夯实简政放权取得的既有成果，进一步为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做到既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又能蹄疾步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新动能加快涌现并不断增强，潜在动能蓄势待发

　　中国经济时报：新动能正在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要支撑。2018年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会出现在哪些方面?

　　胡敏：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稳健前行，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动能对经济支撑的作用明显增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极大地激活了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2018年国内外环境改善的条件下，可以预计，以新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还会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持续亮点。就目前来看，新动能可能会在三个方面演进：一是以移动互联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加快发展，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会如火如荼，生产要素会加快向新经济领域集中。二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会与传统制造、传统流通领域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生产型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转型升级力度会进一步加快，生产服务效率会大为提升。三是与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紧密相联的生活服务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健康、出行、购物、娱乐、餐饮配送、物业管理等会有更多的新方式推出，不仅将改变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会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和效率。

　　夏锋：我国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加快涌现并不断增强，潜在动能正在蓄势待发。2018年，增强新动能、释放潜在动能，关键在于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认为，支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至少有三个领域。

　　一是消费尤其是新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增强。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7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健康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体验消费、共享消费等新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不断涌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以信息消费为例。根据工信部数据，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10%。未来随着互联网等移动信息技术的升级，信息消费将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由此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

　　二是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将释放农村最大潜力和后劲。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8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将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动能，为农业投资提供广阔空间。根据《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全国每年公共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就将达到1.73万亿元以上，“十三五”时期将累计超过8.65万亿元。

　　三是数字经济将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亮点。近5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呈爆发式增长，世界主要国家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从我国情况看，依托我国巨大消费市场、应用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研发力量，数字经济正加快融入到生产、生活中，我国在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位。2018年，我国将与主要发达国家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展数字经济的竞争。随着人工智能、5G商用、云计算等信息服务的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将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动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破除财政体制当中的“老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防风险该抓哪些“牛鼻子”?

　　白彦锋：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破除财政体制当中的“老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风险防控战、扶贫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等“三大攻坚战役”，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风险防控战”。就财政工作来看，则包括规范PPP和管控地方债，而地方债问题既要控制好增量、又要化解好存量。在财政投融资问题上，地方财政与政府之间有着高度契合性。一些地方债“怪相”都反映出我国财政体制，特别是地方财政体制当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承担无限责任、继而将这种无限责任向上级政府、中央政府链条式转移，使得地方债务风险系统化、放大化。

　　当然，在地方债管理问题上也不能搞“一刀切”。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债几年之内就可以化解，对于这些问题也不能笼而统之、更不能大而统之。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系统性重大风险的根源是滋生风险的体制和机制。

　　首先，就是要像打破微观经济主体关于地方债券、理财产品“只赢不亏”“刚性兑付”的幻觉一样，打破政府财政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预算软约束”。只有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等各个市场主体都切实承担起自身应当承担的风险，系统性风险的根源才能彻底破除。如果我们破解了这种风险滋生的体制机制，就能打赢这场“风险防控战”。

　　其次，在这场“风险防控战”当中，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将自己“摆进去”，当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候，政府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不存在一堵攻不破的防火墙。政府部门不是高高在上的风险监控者，本身就是息息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我们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二者之间是平等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ar tner ship)。国际交往当中，合作伙伴(count er par t)强调级别对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是一样。政府部门有着天然的优势，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既不能居高临下，也不能被社会资本牵着鼻子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就能防止政府部门“越位”，不做“越位”的事情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补足“缺位”的事情。在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洁身自好，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的篱笆墙才能真正铸成“防火墙”，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夏锋：重要的是继续防范金融“脱实向虚”的风险。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成为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是金融高风险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带动就业的主力军，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十分突出。《2017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白皮书》显示，98%的中小企业主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缺少创新型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现代金融”的概念，并强调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18年，防范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牛鼻子”，就是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初心”，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现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胡敏：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金融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是输不起的战役。当前的着力点在于：一是要竭尽全力降低企业杠杆率，加大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力度，还要有效防控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银行的拨备水平和偿付能力;要切实摸清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底数，加大地方政府领导的责任担当，不能让地方债进一步增加;要建立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切实降低居民抵押贷款杠杆率，制定应对养老金潜在缺口的预案。二是要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当前，在互联网金融、商业保险、企业融资领域还存在许多变着花样的非法集资、股权融资和变相吸储的行为，已经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侵害，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清理。三是监管部门要真正担负起责任，实现所有金融活动和类金融活动的监管全覆盖和无例外。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协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和空白点，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开正门、堵邪道，坚决铲除各种金融风险的土壤。

　　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值得期待

　　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夏锋：我认为，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至少有三项。

　　第一，农村改革将动真格。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农村。其中的农业农村改革创新是核心。例如，在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农民将由此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和财产性收入。

　　第二，产权制度改革将动真格。严格的产权保护是振兴实体经济的最大激励。2018年，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重要的是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平等保护，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稳定企业家预期，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释放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情。

　　第三，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以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为目标的国资国企改革将动真格。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2018年，要下决心放开、放活大量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持续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引导和鼓励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结构中给民间投资提供市场空间。

　　胡敏：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力度和勇气将改革进行到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要更好发挥，不能顾此失彼。我们期待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利用政府换届的契机，坚决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简政减税减费，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微观主体有活力创造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其次，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力度，坚决破除制约人才智慧发挥和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真正释放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第三，要加大力度推进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目前在满足群众社会公共服务需要的方面还有诸多短板，尤其是城乡社区管理还有很大的欠账，矛盾问题也很多，许多问题流于形式得不到解决方案。第四，要有更大勇气加大干部制度改革，既要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又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能让出于公心、踏实肯干的干部得到鼓励、得到任用、得到舞台、得到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