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具体民营企业家的具体行为不谈，而抽象地谈所谓“民企原罪”，本身也是种话语陷阱，充满着对民企的歧视。

　　被誉为“中国巴菲特”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失而复联”，是这几天政经界的大新闻。作为中国最大民企的掌舵人，郭广昌近日因在上海“协助调查”一度失联，而引发舆论关注；14日早上，郭广昌高调出席复星年度工作会议并做了演讲。

　　郭广昌失联后，好多人将其与徐翔、徐明等打包解读，并借此重提所谓“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但这种简单比照本就不靠谱，而撇开具体民营企业家的具体行为不谈，而抽象地谈所谓“民企原罪”，本身也是种话语陷阱，充满着对民企的歧视，也有违法治思维和原则。

　　今年8月，友谊集团总经理王宗南挪用公款、受贿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曾提出复星集团卷入对王的行贿，但之后复星高调否认。其真实情况如何，需要司法机关给出明晰说法。如果有人涉嫌这起10多年前的行贿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就承担怎样的责任，这就是法律：哪怕时隔多年，只要在法定追溯期内，就应该追究。

　　但如果连这里面的真相都没弄清，或是对民营企业家个体行为赋予普遍性，大谈所谓“企业家原罪”，看似深刻，实则虚化了具体的犯罪者，让更多没有行贿的企业家躺枪、被泼脏水。从法治角度说，任何公民都只可能涉及“罪”，而没有“原罪”。将“原罪”硬生生拖到法律解读视野中，让某些所谓沾边者被法律确认有罪，就被“打入另册”，处于随时受到“法外之刑”的境遇下，显然与法治文明的要求不合。

　　谈“企业家原罪”而不谈具体的罪责，也隐含着对整个民营企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否定，容易推导出民企资产都是“赃款的孳息”、随时可予以剥夺的结论。这种逻辑是可怕的，特别是在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相当份额的当下，对其过度渲染，可能让民企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影响民企信心。

　　说到底，“原罪”一词本就是带有哲学意味的拟喻，我们不能罔顾民企内部差异的情况，就贸然依此推导出“民企如何如何”的全称结论；而在无证据的前提下，就将其作为指证某些企业家有罪的凭据，更不应该。

　　对具体行为人包括企业家而言，涉嫌官商勾结犯罪的，当然应受到追究，涉及赃款的也应该返还或者没收，但这应在严格的司法程序之下进行，而不是鼓噪法律上并不成立的“原罪”。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早就确立了几项基本原则：保护合法财产，保护所有权；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毋庸置疑，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到现在，很多企业家存在与权力走得太近的问题（或主动，或被动），在这两年的反腐败风暴中，官商勾结案件也曝光了不少。但对此的治理之方，应该是大力推进改革，构筑正常的官商关系，铲除权钱交易的土壤；推行减政放权，避免对企业生杀予夺的审批权约束缺位等。将所谓指涉性很虚的“原罪”套在民营经济头上，乃至作为“把柄”，并没有多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