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还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大国。当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如何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作贡献？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创新作政策贡献？如何在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都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问题。我在这里只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谈两点。
第一，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两种研究路径：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这两种都需要，分别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则能做出更好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分析工具方面进步很大，但现状似乎是过于偏向工具驱动，即依照工具找问题，通常找到的并非是大问题。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就应该积极推动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与10年前、20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经济。不过，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着名经济学家。而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得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就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美国人总结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特殊的困难。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学从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学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比较滞后，经济学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关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
我们在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时，容易看到中国的现实与现有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因此，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都是必需的。
经济学的创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是能够解释中国并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停留在表面的中国特色上而无深入分析是很难说服人的。进一步说，过度强调中国特点反而使得中国故事变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释力，缺乏可复制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实现，那么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的管理经验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么还有什么一般意义呢？事实证明，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生产也能适用。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评价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些困难：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是他们坚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去说服。所以，我们要做有说服力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