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文帝意欲北伐，武将沈庆之以为不可，极力予以劝谏。文帝不听，反让两个文官向沈庆之发难。沈庆之说，耕田就该问农夫，织布就该问织女。皇上现要出兵，却与白面书生商量，这事怎么能成呢?自此，人们就用“白面书生”代指缺乏实际经验的读书人。那些仕途失意、穷困潦倒的读书人，也常常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嘲。其实，这种自嘲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夹杂着抱怨和不服，一旦仕途得志，也多半不会再拿书生说事了。那么，书生真的像沈庆之说的那样不会用兵吗?

　　如若留意，不难发现，历史上那些用兵奇才，也有一些是书生。他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用起兵来却能决胜千里之外。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历朝历代都有。

　　远一点的如春秋时期的孙武、三国时的孔明、汉代的张良等，都是读书人中大名鼎鼎的神机军师。南朝梁有个叫陈庆之的文弱书生，“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身板不壮，武艺稀松，连骑马射箭都有些吃力，可他带兵有方，用兵如神。他41岁始得拜将，15年军事生涯征战无数，从无败绩，且每每以少胜多。他所指挥的七千白袍军，数次大破北魏军。让今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这样一位战神般的军事奇才，历史知名度却不是很高。

　　众所周知，宋朝重文轻武，但也不乏战功卓著的文官。仁宗年间名将张亢，最初像同时代的普通文臣一样，入仕后从地方官做起，政绩与官声颇高。后来，慨然投身军旅，成为北宋出色的军事奇才。西平王李元昊反叛自立后，不断挑起战端，北宋在西夏的凌厉攻势下连遭败绩。经范仲淹举荐，张亢临危受命，守住了西北通往关中的要地麟州。尔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一举击溃李元昊数万精锐铁骑，史称“兔毛川大捷”。《宋史》称赞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

　　宋朝杀敌报国的阵容中，能征善战的文官也不在少数，如抗金名将李纲、宗泽、余玠、虞允文、文天祥等。更为神奇的是，以词作闻名的辛弃疾也在此列。

　　提起辛弃疾，有人会吟哦“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婉约绮丽，余味不尽;有人会朗诵“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豪放激昂，宛然在目。辛弃疾若无战场体验，何来如此阳刚的雄词?他不仅领兵起义加入抗金队伍，亲率五十骑奇袭五万金军大营，生擒叛首张安国，而且还写过许多军事论著，陈述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大计。

　　辛弃疾就是一介儒雅书生，一个著名词人。其文笔恢宏大气，刚烈遒劲，与苏东坡并膺为豪放派的主要代表。尽管他也做过官，也曾描述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壮烈的边塞场景，但却很难把他与政治家、军事家联系在一起，也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将、经邦济世的干才。他的《美芹十论》《九议》等著述令人不得不佩服他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确实算得上一个军事谋略家。

　　公元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其时中原沦陷已久。父亲多病早逝，辛弃疾为祖父辛赞所抚养。频仍的战乱，给他童年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激起了他日后从军习武、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后方民众“屯聚蜂起”，自发起义，辛弃疾也拉起队伍加入到耿京的义军中来，并在其麾下当掌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辛弃疾揣着耿京的书信，代表义军前往建康晋见宋高宗，奏请朝廷颁发诏书，起用义军，南北联手，共同抗击金军。奉命返回北方时，惊悉叛徒杀害耿京并降金，遂率五十骑奇袭五万金军大营，生擒叛首张安国，并号召上万士兵反正，连夜渡江南归，献俘于行在，斩安国于市，受到朝廷的嘉赏。如此勇武的事迹，一时轰动京都，人皆为之传颂。洪迈称他“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那年，辛弃疾才23岁。

　　辛弃疾南归之初，张浚北伐兵败，南宋朝中对金和议声浪又起。辛弃疾虽然职微言轻，但他胸怀大义，心系天下，对恢复中原大业充满信心，不断上书朝廷进献谋略。公元1165年，辛弃疾写成《美芹十论》。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畅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认为北方人民对金兵充满怨恨，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有衅隙可乘，实不足畏。后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习武备战的具体规划和策略。公元1170年，辛弃疾又写出了《九议》上奏宰相虞允文，除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中的重要论点外，还根据刘项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严厉驳斥了士大夫间存在的“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谬论。朱熹由衷地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多处引用了他的论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辛弃疾根据宋弱金强的客观现实，以战略家的眼光，在《九议》中提出了“无欲速”“审先后”“能任败”这三项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他一方面认为“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丧失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派;另一方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昔日越王复国，20余年而后动，恢复中原也必须作长期准备，“旷日持久而后决”，反对那些“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他说，如今我们土地不如金之广，士马不如金之强，钱谷不如金之富，赏罚号令不如金之严，诸多方面彼长我短，北伐之计应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徐起而图之”。然而，天下有难，举国同慨，中原百姓，四处响应，民心所向有利于我。若能扬长避短，最终必能以弱胜强。同时，他还提出了诸如“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宽民力以解旷日持久之费;“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小胜不骄，小负不沮”;对金“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在山东等地开辟敌后战场，以沦陷区的民众为内应等策略。

　　辛弃疾在《十论》《九议》中作出的形势分析，阐述的战略思想，提出的先后规划，以及他在地方任上所采取的治理方略，皆为救亡图存之良策。南宋统治者倘能听取辛弃疾的建议，假以时日，恢复中原大业并非不能实现。可惜的是，即便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却也“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的军事才干也曾受到高宗、孝宗的赏识，但他的持久战主张，却未能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到头来，还一再招致反战派的非议、排挤和弹劾。几经宦海沉浮，辛弃疾杀敌报国之心却从未懈怠。但由于朝廷政局每况愈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辛弃疾只好归休庄园，饮酒赋诗，相伴桑麻，寄意稼轩，“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现如今万丈豪情都付与山林旷野。“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字里行间发出的是大树飘零之感喟，椎心泣血之浩叹。让人惊奇的是，33岁那年，辛弃疾曾预言“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62年后，金果然为蒙古所灭，金亡45年后南宋也寿终正寝。

　　有明一朝，书生带兵打胜仗的人物就更多了。于谦本是文臣，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严厉驳斥迁都“逃跑主义”，迎头痛击来势汹汹的瓦剌军，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挽救了濒于倾覆的大明江山。袁崇焕并非武将出身，临危受命镇守辽东，与以文臣入武行的孙承宗协同守备，连续几个漂亮仗打下来，后金铁骑再也不敢轻易犯边。更为奇特的是，那个以心学传世的王守仁，每当大敌当前，都能应付自如，息江西民变，抚广西边患，平宁王叛乱，真正是“深沉有大略，用兵如有神”。王守仁本无心战事，却因风云际会，让他有了三次临阵用兵的机会，而这三次机会他都抓住了，胜出了。如果说赣南戡乱、桂西抚边是预有筹谋，不足为奇，那么他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奇制胜的。明史高度评价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守仁不仅善诗文，工书法，儒佛老庄兼修，而且贯通知行合一之道，熟谙学以致用之法，尤其善于灵活机动、运筹策谋，自然也能驾驭战争风云，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个满脑子诗书礼乐的文人，所以能用兵如神，道理其实很简单：杀敌尤勇，用兵唯谋。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要素中，兵多将广、粮草丰足、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天时地利、民心所向等项固然重要，但若不懂谋略和兵法，再强大的军队也要吃败仗。这也是刘备为何三顾茅庐、曹操为何痛失郭嘉、孙权为何哀恸周瑜的道理所在。有道是“智者不惑，行者无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