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勇于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担当精神。“多难兴邦”这一古训与“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只要正确面对、把握得当，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也会成为砥砺前行的历史“推进剂”。注重历史经验为我们战胜困难提供了历史借鉴，见微知著的文化精神可以帮助我们把祸患与困难解决在萌芽状态，传统的救荒体系、医药水利等学科的发展也在跨越艰难险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长、奋起提供了思想源泉与现实动力。

　　传统社会的管理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天下为己任、勇于面对困难、直面各种磨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逸乐亡身、多难兴邦”的共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鉴往知来、见微知著，为各种艰难局面做好预案，在实践中注重救荒之政、凝练经验、科学应对，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各种磨难中成长、奋起的原因所在。

　　大禹治水开启大夏王朝，商汤抗旱而定殷商基业。《宋史》有云：“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中华民族是在与自然灾害、社会矛盾的顽强斗争中不断成长的。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磨难中成长、奋起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

　　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忧患”不是一般的“忧虑、恐怖”，而是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勇于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担当精神。《周易》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作，其经文部分相传是以周文王为主创作的，《系辞》等《易传》则反映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思想。《周易·系辞》中说，《易经》产生于商周更替时期，反映了周王朝兴盛、商朝衰落的时代变迁。“是故其辞危”，在言辞之中时刻展现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指出《周易》是为了防止和解除忧患而创作的。《周易·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管理者经常有忧患意识、抱底线思维、怀灭亡之忧，这样他的事业就可以像盘根错节、根基牢固的桑树一样稳固。在《周易·系辞》中，孔子对这句话的意涵进行了阐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危机意识可以帮助你安住其位，灭亡之忧是有助于长久生存的，不惧乱局则有助于天下大治。所以君子在安定时不会忘记潜在的危机，在生存发展之时不忘灭亡之忧，天下大治时不忘乱局可能发生。这样就可以实现自身安定、家国太平。

　　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周易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易》从商代以前的“占卜避祸”到周代注重“修德防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对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意识”有着精妙的阐述，“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权)，成为新的胜利者。但通过周初文献所看出的并不像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易传》所说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徐复观还指出：“一般人说，希腊哲学，发生于对自然的惊异;各种宗教，发生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怖;而中国文化，则发生于对人生责任感的‘忧患’。忧患并不同于恐怖。恐怖常将人之自身，投掷于外在地不可知的力量(神);忧患则常要求以自身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周王朝在改朝换代中所凝聚的“忧患意识”，不再把各种困难、天灾人祸抛给神灵与天命，而是以自身的力量来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磨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

　　这种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在传统典籍之中随处可见。唐代贞观初年，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北方的东突厥又经常扰乱边境，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面对内忧外患时告诫大臣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是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经典展示。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个问题我反复强调……”。

　　多难兴邦与积极应对

　　历史的进程曲折复杂，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是发展的障碍，但有时也会成为历史进步的“推进剂”。“多难兴邦”乃中国古训，这个原则与“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多难”是“兴邦”还是“灭邦”，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在灾难面前能不能秉承“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等不靠、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开创新局。

　　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想当霸主，遣使者请晋国协助邀集诸侯参加会盟，晋平公准备拒绝，说：“我们地势险要，战马优良，齐国和楚国却多灾多难，没什么好怕的。”晋国大臣司马侯说：“自古以来，想倚仗险要地势、战马，和邻国的灾难来取胜，是很危险的。古代的圣王都是尽力修养自己品行以配天德，不能专门依恃险要的地势与战马。“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邻国的灾难也不可妄加猜测。也许正因为国家多难，反而使国防更为巩固，疆土更为扩大;也许正因为国家无难，逸乐无度，反而招致灭亡，失掉疆土。晋平公听了司马侯的劝解， 暂时答应了楚王的要求。这就是“多难兴邦”典故的由来。《孟子》里面的一段话也对“多难兴邦”的道理作出了详细阐述：“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一个人能常常意识到自己有过错，然后才能改正;知道自己因学识不够而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因自己的言行适当性导致别人露出愤怒的表情与怨恨的言语，然后你就会明白自己的不足。一个国家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匡正君王的大臣和贤士，在国外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对手，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在各种磨难与不足之中砥砺前行，在忧患困苦之中不断进步，多难兴邦，这才是生存、发展之道。这也说明“忧患意识”与“多难兴邦”原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东晋名臣刘琨在《劝进表》中也有“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之语。1915年，少年周恩来据此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他指出：“间尝读史，至晋刘琨‘或多难以固邦国’一语，不禁深致服膺。知有非常之时势，适足以兴固邦本，挽已坠之家国也。”他指出，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天下混乱，光武帝刘秀在重重困难之中，脱颖而出，带领中华民族走出灾难，建立东汉政权，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春秋时期，越国败于吴国，举国蒙难，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转败为胜。光武帝刘秀、越王勾践处国破家亡之际，乃能转危为安、重整山河，关键的原因就是践行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彼富贵利达之徒，值上下相安之日，以为国家无事，遂泄泄沓沓，耽于宴乐，百政不举，田亩荒芜，终至盗贼蜂起，弊害丛生。内患既开，外侮斯乘。当是时也，忧时之君，爱国之士，目击受他人之凭陵践踏已甚，乃发愤图强，卧薪尝胆。一旦羽毛丰满，登高而呼，久困之民必揭竿而随，不达再兴之域、邦固之境，未之有也。”在这句话中，周恩来指出，在国家太平时间长了，容易兴起享乐懈怠之风气，各种问题就会出现，内患显现了，外敌也会乘虚而入。这些灾难、问题又会激发人的斗志，发愤图强，再致太平兴盛之境。

　　认识到灾难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灾难不闻不问，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反躬自省、积极应对，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杜绝后患。传统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秉承“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积极主动的开展救荒救灾、共渡难关。面对水患，大禹从鲧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积极思考，改“堵”为“疏”，前后13年终于完成治水大业，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千秋基业。岷江水患曾为蜀地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经过反复考察、细心谋划，建设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变“水患”为“水利”，为秦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这一讲话精神正体现了直面问题、积极应对、举一反三、化危为机的积极进取思想。

　　鉴往知来与见微知著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不断成长，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鉴往知来，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研究前人的历史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进而达到社稷安定的目的。司马迁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体现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现实关切。唐太宗李世民就非常喜欢读历史，提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李世民对于隋朝末年的混乱局面，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隋炀帝胡作非为，丧失民心，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王公大臣暴尸荒野，百姓流离失所。唐太宗李世民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深入研究，继承古人的经验、避免过去的错误，打开了盛唐的大门。

　　另外，古人还强调士君子应当具有见微知著的能力，以消弭祸端、降低险情的危害程度。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冲突，都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事件发生的早期都会有一些征兆、苗头。《周易·坤卦》中有一句爻辞是“履霜，坚冰至”，意思是看到草地上有霜，就知道千里冰封的寒冬即将来临，也是强调士君子要有预判能力。《周易·文言》对此有深刻的阐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臣子谋杀君王，儿子谋害父亲，这种事情一定有一个矛盾积累、逐渐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毫无征兆的发生，没有及早辨别、消弭祸端，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列举了“圣臣”与“智臣”两类干部，“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这一类政治家有先见之明，在所有的危机都处于潜伏未现的状态下，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采取预防措施，使他的领导免于祸患，江山稳固，这样的人是圣臣。“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在危机刚刚出现，问题还不大的时候，能够明察成败得失的发展趋势，防微纠偏，拉回正轨，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领导无乱政亡国之忧，这样的人是智臣。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正如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指出的，“君子视微知著，见始知终，祸无从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要能够见微知著、见始知终，这样就不会有祸患。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比较重视见微知著、抓早抓小，尽早地发现灾难的端倪、解决问题，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战胜各种磨难的关键原因。

　　荒政利民与科学施策

　　所谓“荒政”就是“救荒之政”。基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在灾荒发生之时，有能力的政府会积极救助，以帮助黎民百姓渡过劫难，亦使中华民族得以绵延、发展、壮大。先秦典籍《周礼》记载了十二条荒政制度：“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十二条救荒之策中，第一条就是“散利”，遇到水、旱、蝗、瘟疫等凶年，政府赠送、出借或低价出售给百姓种子和粮食等财物，这是救荒的首选之策，《管子·山权数》记载，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也没有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为什么呢?“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商汤、大禹用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北宋王朝也非常注重荒政建设，公元996年，宋太宗下诏从官仓拨付粟米数十万石，在青黄不接之时贷给老百姓种粮，有关部门建议留一部分粟米给国马吃，宋太宗回答说：“民田无种不能尽地利，且竭廩以给之，国马以刍稾可矣。”意思是说老百姓没有种子就不能播种，这个时候应当把仓库里的所有粟米拿出来给百姓，国家的战马吃草料就可以了，显示了宋代统治者的民本情怀。

　　“薄征”就是免、减或缓征租赋。“缓刑”指民众为饥寒所迫，借贷不还之类的纠纷很多，此时执法要适当宽缓。“弛力”指政府要减免徭役。“舍禁 ”即解除封山泽之禁令，凶荒之时对灾民开放，给百姓更多的谋生资源。“去几”是废除关卡停收关市之税。“眚礼”“杀哀” 是指减省吉礼、凶礼的礼数，降低操办费用。“蕃乐”指统治者要停止娱乐活动，吉凶与民同患，宋仁宗时曾因河北发生水灾而取消上元灯会。“多昏”即“多婚”，指凶荒之年要简化婚礼，节约开支，使民便于嫁娶。“索鬼神”，就是古人对传说中引发灾难的瘟神等进行祭祀的迷信活动。“除盗贼”指灾荒之年盗贼多有，需用重刑惩治。这些举措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但大部分内容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上述的政府救助行为，古人还提倡民间力量介入灾荒救助，在很多时候，政府还对民间力量的救助行为加以褒扬并授予一些虚衔。

　　《梦溪笔谈》记载，范仲淹为杭州太守时主要采取搞活经济的方法来救荒赈灾。宋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很多人。范仲淹不是被动救灾，而是鼓励民间办龙舟比赛、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聚集人气，贫寒之人在附近做小生意，富人来此消费，促进经济流动。宋代杭州一带的寺院非常富裕，范仲淹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开会，告诉他们灾荒年间工价低廉，可以趁此时机雇工修缮寺院、大兴土木。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使得几万灾民都有工作、有酬金。“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这一年浙东、浙西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的，这都是范仲淹的功劳。

　　古代社会对于救荒救灾的荒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中华民族跨越艰险磨难作出了贡献。宋代董煟还在前人的基础上，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荒政专著《救荒活民书》，该书系统总结了历代救荒策略，评价了先贤的治灾之思路，被誉为“荒政百科全书”，一直广为流传。传统荒政主要还是解决水、旱、蝗等灾害引发的饥荒。而对于水患、瘟疫等则更加强调科学应对，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工程，这都体现了科学治理水患的内涵。中国传统医学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等医学专著都对瘟疫的发生与治疗开展了科学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华民族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医学保障。